女人步上楼梯时

    很早前就听闻了成濑巳喜男的大名，但直到最近才有机会一睹其作品。看《女人步上楼梯时》（1960），当那个大大的“終”字出现在屏幕上时，我真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那种心灵的震撼就如同当年初遇沟口、小津时一样。一直不敢写日本电影（特别是新浪潮之前）的评论，生怕我那不成熟的“理性”会破坏了日本电影本身的那种不可替代的形式美、感性美。但面对这样一部杰作时，我又忍不住想说些什么，尽管它注定肤浅、可笑。那就权当对成濑先生聊表我深深的敬意吧！    对于成濑来说，他在日本电影史上的地位着实尴尬，在日本国内他的地位不及黑泽明、沟口健二、小津安二郎，甚至在大部分时间里还不如木下惠介。在像奥迪•E•波拉克那样的西方学者那里成濑巳喜男又往往被作一种社会文本方式的解读（汤祯兆语），这无疑削弱了成濑作品的艺术张力。直至近年来随着日本国内成濑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像莲实重彦等人的极力“正名”成濑才真正跻身电影大师的行列中来。在前几年《电影旬报》进行的日本电影100年名片评选中，成濑的名作《浮云》（1958）高居第二位，仅次于黑泽明的《七武士》。得到了日本最权威的电影刊物的认可，这确实值得无数真心喜爱成濑电影的观众们为之欢欣鼓舞。更值得欣慰的是，伴随着唐纳德•里奇等系统的日本电影理论的影响，成濑的国际地位也大幅提升，相信这是每一位日本电影爱好者所乐于看到的。    先简单谈谈成濑电影的几个重要特点，因为接触成濑较晚，难免有错误和粗浅之处，望大家指正。    首先是室内剧和以外廊为中心的特点。这是莲实重彦在《成濑巳喜男的设计》一书中的重要总结。《女人步上楼梯时》中超过九成的戏都是室内拍摄，而且这种室内戏又多以外廊为主。这是只有日本电影才能做到的。外廊是日式建筑的特殊设计，它作为连接室内、室外的过渡可以让各色人物来回穿梭“以便将逆光、顺光融为一体，用细致的光线捕捉实现场景调度”。日本建筑学家吉田桂二在《日本人的“住家”从何处来：韩国、中国、东南亚的建筑见闻录》中对日式建筑的特点有十分详细的介绍，他提到日本的单扇或多扇左右拉动的窗门非常发达，这种窗门打造出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这是日本的独特发明，可追溯到镰仓时期。为配合单扇拉门和窗户，又有所谓独特的格窗，特别是面向通路(外廊)的窗门。正是日本传统建筑中的这些特点，让成濑电影中的光线总能吸引观众目光，因为它能创造出令人过目难忘的镜头语言。格窗的设计能让光线的进入区别于传统的光线运用，从而在一种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达到一种表现主义的效果。同样的道理，在表现主人公悲惨遭遇、孤独心理时要限制光线进入，格窗的作用又显露出来，特殊的样式营造出一种日本式的阴暗空间。    其次是人物视线的交接作为影片的内在节奏。这是几乎任何一篇成濑专论中都应该提到的，因为这是成濑与其它日本电影大师相比最重要的不同。对于小津安二郎来说影片的内在节奏往往在于日常行为的内在推力，平行构图、低机位摄影让人物避开视线的直接交接。沟口健二深受日本传统文化特别是歌舞伎的影响，追求长镜头美学风格，摄影机的运动。而成濑则将镜头对准了人物的目光，利用目光交接构成场面上的联系。汤祯兆的一句话总结得很好“成濑作品中的人物用以抗争世间拘束的方法，正好在于选择自己的视线所向。”    第三是女性主义的情节剧。“坚毅女人面对巨大灾难是富有同情心的刻画”日本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主义不同于西方，它身上保留着浓重的日本传统的痕迹。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不说，一个成年女人必须扮演好多个角色，在家是好太太、好母亲的同时还必须对自己的、丈夫的父母亲人负责。在这样的社会道德压力下许多女性就会放弃追求事业的权利，一心相夫教子。即使部分有工作的“职业女性”也面临社会、家庭的双重压力。《女人步上楼梯时》中高峰秀子饰演的惠子是银座一家普通酒吧的妈妈桑，每天步上那长长的楼梯。丈夫去世后她不但要负担自己的生活还要给母亲钱，给哥哥钱去应付官司、为侄儿治病。沟口健二的《浪华悲歌》（1936）中山田五十铃饰演的绫子也要负担弟弟的大学学费。但成濑与沟口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却大不相同。沟口电影中的女性总给人一种逆来顺受的感觉，在面对命运强加给自己的不公时，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浪华悲歌》的女主人公最后被家庭、社会抛弃，电影在绫子的孤独、悲哀中戛然而止。《袛园姐妹》（1939）中妹妹的反抗也以失败告终。而成濑电影中的女性面对这些来自各方的压力时却呈现出一种本真的状态来，她们的痛苦和挣扎被摄影机无情地放大，相较于沟口的含蓄，成濑却表示“她们哪怕挪动一小步，都会撞上南墙。”成濑的这种细致入微的刻画在《女人步上楼梯时》最集中表现在惠子一次次步上酒吧楼梯时对脚、脸的特写以及此时的画外音（惠子的内心独白）。成濑刻画女性内心深刻被认为是其悲观主义的表现。不可否认的是成濑幼年双亲逝世，工作不顺得不到老板的赏识，一生在孤独、贫困中度过。这些经历使其作品带有很强的宿命感，背叛与不忠始终是作品主题。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在这些带有悲观主义倾向的情节设置背后是导演对苍凉社会环境的准确把握，是对人性深处无法释怀的孤独的真实展现。对比小津安二郎和木下惠介的电影不难发现这一点。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中女性角色在面对失望时是仍然保持乐观的态度，原节子在小津电影中就往往扮演了这类角色。但这种剧情却是基于小津电影对形式的苛求遵守，是为了保持电影的平衡与和谐。而木下惠介最著名的电影《二十四只眼睛》（1954）对大石老师（同为高峰秀子饰）的刻画在感人之余那冗长、煽情的结尾不免使这个战争未亡人的女性角色滑向了感伤主义。看来在这几位以善于刻画女性角色而闻名的电影大师中，成濑巳喜男真实、冷峻的风格丝毫不逊色于其它几位。    紧接着我们来看看《女人步上楼梯时》这部电影中对女性主义的具体书写。    惠子作为一名小有名气的妈妈桑，并不仅仅因其美貌，更重要的是自从丈夫逝世以来五年里，她一直“守身如玉”，小松（仲代达矢饰）这是因为这点爱上惠子。同样，她的客人们也是基于这点来光顾酒吧。当惠子因被加东大介饰演的冒牌工厂主欺骗之后，委身与一直暗恋的藤崎（森雅之饰），小松发现后大为愤怒，打了惠子。这实际上是一个性与爱的矛盾。日本一个女性宗教学者大越爱子在《女性主义能够讨论性与爱吗》中提出，对日本男人而言，女人的性是一切堕落的开端，日本独特的性文化只从肉体层次看待性的结合，女性只会沦为性欲的对象。那些围在惠子周围的男人哪个不是这样？藤崎明知自己马上要搬到到大阪去，还引诱惠子发生肉体关系，那个大阪老头一直想包养惠子。女性在这个世界中只是男人的玩物，这是女性的悲剧，更是男人的悲剧。惠子想自己开店向那些老顾客借钱时，金钱成为了男人自尊的维护工具，成为要挟女人的重要砝码。生活于这样的世界中，惠子却不得不一天天步上楼梯，因为“我除了这个还能干什么呢？”    同时，成濑也在用镜头关注着战后日本传统女性意识的分崩离析。电影中惠子几乎都身着和服，而她的室友兼同事却经常穿现代装。评论家寺井美奈子在《一个日本文化论》中探讨了日本人对和服的心态，和服是展现日本民族技艺的一种方式，和服是用心来穿的，而和服本身也被认为有人的灵魂栖息在里面。惠子无疑被塑造成一个传统的日本女性形象，但在现代社会中又显得格格不入。银座晚上酒吧关门后与客人一起坐车离开的才是当今社会的主流。道德的丧失是日本战后快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当然这不是成濑的主题，这是以后日本新浪潮的主题。但这位在自尊与自卑间徘徊的惠子的确是当时日本社会的集体写照。    电影中的男性角色设置更体现出剧本创作者的独具匠心。    神岛二郎在《日本人的婚姻观》中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日本的近代化能够快速达成，单身本位的婚姻观是重要原因。他举出三个阶段：一是单身者无法脱离大家族并附属其中，娶妻生子后又不负担家庭责任；二是单身者完全切断与大家族的联系，沉迷于游乐或工作；三是单身者无法从父母身边独立甚至要依赖父母的救济。这部电影中的男性角色多属前两种，藤崎无法放弃家庭，那个冒牌工厂主却抛弃家庭在外骗婚，这与惠子所秉持的家庭本位的婚姻观完全南辕北辙。    汤祯兆在他的成濑论中，将成濑与美国导演约翰•卡萨维茨相比，说他们都不欲把人生世相局限于某一形式和角度的表白。我十分认同他的观点，卡萨维茨的电影也多以女性为中心，交流、沟通与爱在卡萨维茨那里不停地变换着形式上演着一幕幕的人生悲喜剧。成濑谈爱情的脆弱，卡萨维茨谈婚姻的虚幻《面孔》（1968）；成濑讲女性的悲，卡萨维茨讲女人的苦《权势下的女人》（1974）；成濑将主人公困于命运之中，卡萨维茨则反复论证着互相理解的不可能。其实不欲把人生世相局限于某一形式和角度的表白又何止他们，费穆的《小城之春》（1948）同样让我们看到了女人身上一种戏剧之外的复杂。也许面对困难时的坚韧才是银幕上那一位位平凡女性所蕴含着的人性深处最伟大的精神力量。2009/2/17

《女人步上楼梯时》：浮华世界里的辛酸事范典/文带点爵士味的钢琴声在片头响起，依然是成濑已喜男的黑白影像，熟悉的高峰秀子。缩在影院一角，看到昏沉，大概是黑白世界的沉闷和人物对白的精雕细琢，用脑过度。这个片子是优雅的，就像女人迈上楼梯时，但既然成濑是想以此为意象表露浮华世界的一点耐力，便暂时听他的话。成濑影片向以女性命运为关注点，这一部也不例外。惠子是卡顿酒吧老板娘，却受制于投资人的施压，生意不景气导致的最终结果不是整顿，而是她对自身命运的拷问。是留还是嫁？这是很清晰的两条路，留下来自己创业当女老板，她有信心，但对于早年守寡的她而言，再次婚嫁倒确实是个难题。战后日本接受美国的帮扶，西洋文化侵袭了这片国土，日本经济的复苏同样促成了一些娱乐产业的兴旺。女性地位依然低微，像惠子这样的女人说白了，是为求生活，而非贪图虚荣。但并不代表其他女性同样出于无奈，像里面那个跳槽自己当老板的百合，精明、虚妄，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她不解这种生活的虚浮所在，为迎合有钱人的品味，用高级香水、住公寓、出入打车，高消费意示着更高收入，两相牵制，如同滚雪球般欲望的增大直接导致财政上的入不敷出——成濑毫不留情的对这些女人作了一个嘲讽，弄假成真的自杀事件，以及生前客户的催债，统统借由惠子的眼睛作了揭露。但嘲讽里含着同情，同时也映衬出惠子的正直与高雅。相反，惠子有一段对自己母亲的倾诉，表明她对浮华生活的无可奈何——她很清楚自己被虚假包绕，但无从摆脱，不可能在年届三十再去做女工。但是她从事酒吧工作这么多年，却一直守身如玉，有人传她酒醉后将情书烧化在死鬼丈夫的骨灰盒里，这也是其他男人将她当作精神恋人的原因。男人可以理所当然将女人的肉体当作货物购买，但他们在玷污她们的时候总是有强烈的贞操观——像惠子这样的“出淤泥而不染”反成为他们的最爱。她不是装，而是隐忍，对生活的无奈逼向内心，而不是释放。“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这是哪门子学问啊？男人是懂的，而且狡猾，你越要立，我越要推，看谁强过谁。片中四位对惠子心有所倾的男子，老年青年各有一位，中年两位，从大阪来的老年人以钱作为诱饵，他企图利用惠子创业的雄心，但被识破；青年那位是惠子的仰慕者，也在酒吧里当财务经理，一直默默支持惠子不容他人和自己玷污她——这其实是一种软弱的精神性的爱恋；两位中年人，一个是胖子，一个则是惠子心仪的银行家藤岐，前者对她的追求可谓花尽心思，但最终却是有家室的好色徒；后者也不过是借口以家庭为重的偷腥者，当最后她在送行时退回股票，其实是她释然的举动。她终于解了身上这把枷锁，且鄙视这些她爱着或爱她的男人们。之后，也即片尾当她重新回到酒吧时，满脸堆笑，这不是像有些观众所说的“快乐”，而是将自己隐藏得更深，同时她也明确了两条道路的最终选择不是靠男人，而是靠自己。成濑的镜头语言依然从容而巨细无遗，身着和服的女人步上楼梯时，跟随脚步同时上移的镜头，配上女主角的内心独白，将一种力量化入幽静和优雅中。当惠子与胖子老婆见面时，站在空旷的场地中，两个孩子骑着儿童车，后面挂了一个易拉铁罐，发出的金属声在空旷的场犹为惊耳，像是一颗心在无着落的空气中奔跳着，与惠子那种被骗的心情很是贴切。成濑处理人物，即使是配角，他也不会做绝了。像那个胖子即使骗了惠子，他妻子的评价仍然说他虽然好色却心眼不坏。正因成濑这种处理手法，使得人物显得既饱满又丰富。惠子这个形象有些不能理解的奇怪，既在酒吧工作，是为取悦他人而取得报酬，为何又不顾得罪客户要替姐妹伸张正义？她的特立独行似乎超脱了老板娘的身份，其实只不过是导演将自我见解投入到她身上而已。看完全片，会觉得有结构上的设计部分，但导演将之掩藏得很深，这使观众的注意点更多落到角色身上，他就是要颠覆一般人对角色身份的印象，她是高贵优雅的，偏要戳穿她心底的忧郁，他是诚恳真挚的，偏要抖落他内心的阴险狡诈。只是片名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虽然导演在片中作了一些小的注解，女主角的内心独白，她对生活真谛的认识。她们全不过是夜晚闪烁在银座的霓虹，在日光照耀下却只能褪去颜色，这不是她们不抗争，而是不得已。惠子最终想通了，也就心安理得了。就像《饭》里的三千代，最终回到丈夫身边，但只是认命，不是真正的幸福。

当仲代达矢的巴掌真实落在高峰秀子脸上时，银座酒吧的霓虹灯似乎也颤了一下。成濑巳喜男要的就是这种“真”——他让仲代打在耳朵位置，既防鼓膜破裂，又保留力道冲击。这个耳光在片中仅是一瞬，却打碎了圭子最后一道心理防线。豆瓣9.1分（3.7万人评价）背后，是无数观众对这巴掌后沉默的共情。《女人步上楼梯时》表面讲风月场老板娘，骨子里是战后日本女性的生存寓言。圭子每次步上楼梯都像走向断头台：债主、客人、亲戚轮番上演道德勒索。成濑用冷静的长镜头记录她嘴角礼节性微笑的僵硬——琼·狄迪恩说“保持平静是一种耗费心力的成就”，圭子花了一整部电影的力气来维持这份平静。电影旬报200大日本电影的荣誉或许源于它精准的社会标本价值。银座Club的酒杯映出战后经济奇迹的阴影：女性被消费、被规训、被要求“适可而止”地认命。圭子不认命的方式很被动——只是不讨好而已。但在这部几乎没有戏剧冲突的电影里，“不讨好”已是最激烈的反抗。当圭子最后独自上楼，背影浓缩了所有不肯低头的倔强——这种倔强没有换来幸福，只换来继续活下去的资格。成濑没给她出路，因为历史上这条路本就不存在。高峰秀子的表演让沉默成为最锋利的刀刃，划开银座繁华面具下，每个女性被辜负的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