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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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9日）新浪娱乐讯 巴西导演小克莱伯·门多萨自从处女作《舍间声响》引起全世界艺术电影圈广泛讨论之后，第二部长片《水瓶座》立刻晋升为戛纳影展竞赛单元的级别，影评人转导演的他在职业生涯初期就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他的影片一直聚焦他的家乡累西腓，他独特的“城市虚无主义”风格令影迷们津津乐道。新浪娱乐借此机会与他面对面，共同探讨了关于《水瓶座》的方方面面。 门多萨本人看上去大智若愚，语速缓慢，目光深邃，烟一根接一根地抽。同时他又非常圆滑，八面玲珑，眼神可以照顾到现场的所有人，会提及现场所有人所在的国家，甚至会提及之前曾经刚刚见过的朋友、记者。他拥有巴西人所少有的冷静。作为一位影评人转导演，他对电影史了如指掌，访问过程中旁征博引，不失幽默，给他3个小时，他可以把整个影史给你完整地讲一遍。 Q:这是你的第二部电影，你这次的目的和你所感受到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A:我在片场拍戏的时候，有媒体来探班，他们也问我有没有压力。然而我并没有什么压力，我只是碰巧拍电影，碰巧拍的是我的第二部长片。拍电影的确是有很多事让我紧张，因为牵涉到太多了，很多人、很多拍摄地点、故事、表演，还有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有趣的是，当一部电影出街之后不受欢迎，导演往往会被强加一种天主教式的罪恶感。我从不会有这种罪恶感，因为对我来说影片是成功还是失败，这是个谜，我不知道一部电影为什么会成功，看到一部很不错的作品对我来说是神秘的。我不会为影片不成功而责备我自己，我只要保证我自己和影片的关系处在我所需要的状态就可以了。我也喜欢看差评，从差评当中我能学到很多。但是如果影片失败了，我不会为此而惩罚我自己。 Q:你觉得这世界上没有好的艺术电影？ A:有很多啊，有很多作者性的电影。比如说今年的戛纳影展竞赛单元就很有趣。艺术电影本身可以很有活力，但我觉得从数量上看还是很可怜。美国每年上映1000部电影，巴西每年150部，这些影片有很多都很差。最近刚上映的《蝙蝠侠大战超人》居然收获了广泛的差评。这些给差评的人真的知道要拍这么大制作的一部电影需要付出多少吗？那么大的制作，制片人在一旁指手画脚……这是整个影史的谜。8亿美元的制作，大家说不好就不好了，真是太疯狂了，这对扎克·施耐德来说太不公平了。我喜欢他的《活死人黎明》。大家对扎克·施耐德本人的评判有点过头。 Q:所以你觉得影评人实际上是不该存在的？ A:没有啊，应该存在。电影批评是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自己当了13年影评人，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如果你喜欢电影、喜欢写作，影评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我也知道有些影评人既不喜欢电影也不知道怎么写作。写影评试着去帮助别人理解电影是特别好的工作。当然写影评也往往会起到毁掉一部影片的作用，但我想谈论的是电影人是否应该有罪恶感。扎克·施耐德不应该因为《蝙蝠侠大战超人》不成功而感到自责。 Q:是什么想法促使你写出本片的剧本？ A:我觉得我所在的城市(累西腓)实在太混乱，市政建设和生活质量都很差。房地产商可以随意盖房子，因此摧毁了不少老建筑，我也听说城市周边很多地方都成了荒地，其实巴西有法律规定避免这些地方被遗弃，但是没人遵守法律。总有人能钻法律的空子做非法的事。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矛盾冲突……有很多人劝我走。我生活得不错，但有时也觉得不该留在那里。在欧洲和中国可能都有类似问题。巴西相对来说还是个年轻的国家。 Q:你觉得你的电影有政治意义吗？ A:电影都是政治的。我的电影并不是迈克尔·摩尔的那种政治类型，我试图让我的电影看上去不那么政治，但实际上我是在谈政治。你可以评价我的电影很政治，我喜欢这个评价。 Q:和《舍间声响》比起来，《水瓶座》的剧情更具象了。《舍间声响》是一部关于累西腓的群戏，而《水瓶座》有一个唯一的女主角索尼娅·布拉加，这是你有意要改变吗？ A:不是有意改变。我一坐下来写剧本，这个剧本就开始发展了，然后我突然发现这不是一部有关15个人的电影，这就是1个人的电影，这个人可能认识30个人，但这个人是唯一一个要带领电影前进的人。《舍间声响》是一部更“分散”的电影，《水瓶座》比较直白。影片互相之间都是不一样的。我拍《舍间声响》的时候非常担心影片看上去会像保罗·哈吉斯的《撞车》，我不喜欢《撞车》，所以我让故事发生在一条街上，这就让《舍间声响》不那么像《撞车》了。《舍间声响》成功了，但很多人都不喜欢，觉得看不懂，很无聊，恰恰是这些人觉得《水瓶座》更容易理解。 Q:你很喜欢用推拉镜头，很像布莱恩·德·帕尔玛。 A:对！我就是想模仿布莱恩·德·帕尔玛。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跨越了70到90年代，那时候有很多好电影，西德尼·吕美特，迈克尔·西米诺和布莱恩·德·帕尔玛，斯皮尔伯格在70年代拍了很好的电影《大白鲨》《第三类接触》，唐·西格尔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拍了他们早期的电影，还有罗伯特·奥特曼。他们的电影让我想拍电影，还有约翰·兰迪斯和保罗·范霍文——范霍文居然和我同在今年的竞赛单元，太疯狂了。我想拍现代题材的电影，但是在风格上很像刚才我说的这几个人。我叫我的摄影师去找一个裂焦滤镜(split diopter)，这个东西可以让两个离镜头不同远的物体都在焦点上。现在有很多人都不用了，很难找，摄影师找了一个礼拜才找到。我就想让这种滤镜给我的电影带来神秘的感觉。推拉也是一样，要产生神秘感。 Q:影片中索尼娅说：如果一样东西受欢迎，我们说它“古董”，如果一样东西不受欢迎，我们说它“过时”。我在想裂焦滤镜对你来说是不是算“古董”。 A:这也没什么特殊的，这就和我用斯坦尼康一样。我本来还想用胶片呢，但是现在用胶片拍戏太怪异了。在中国大家还用胶片拍戏吗？ Q:在中国大家都觉得胶片很贵。 A:对啊。 Q:索尼娅演的女主角让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懂女人的导演。 A:我母亲很强势，她已经去世了，我和生前的她一直是朋友的关系，我觉得我的这种对女性的理解来自于她。我的一个工作伙伴的老婆也是很强势的女人，我觉得我周围这些强势的女性给了我很多灵感。我有个朋友是女权主义者，她让我意识到电影作品里的女性仍然在遭受不公正的对待，比如她们的形象总是很脆弱。她们的性生活总是被抹黑。我很不喜欢这些东西。我很喜欢拉斯·冯·特里尔，但是《女性瘾者》我很不能理解这个逻辑，我不理解一个女性不听做爱是为了自我毁灭。做爱很多次就一定会自我毁灭吗？我不觉得，有可能也会是非常健康和愉悦的。 如果索尼娅读了剧本说“不想演”，那可能《水瓶座》这部片子就一无是处了。她看完剧本之后打电话到我家里，然后我不想在累西腓的机场，拿着写有索尼娅·布拉加的纸接机。所以我专门飞到纽约和她见面，我们在纽约一边散步一边聊天，一共花了3天，索尼娅的苹果手表显示我们一共走了24公里。很愉快的过程。 Q:我是斯坦利·库布里克的影迷，当我看到《巴里林登》的海报挂在女主角的墙上，我觉得你不是随便拿了一张海报就贴在那里吧？ A:《巴里林登》是很棒的电影。我觉得可能影片的女主角来到法国，去了一间海报店，买了这张海报，谁知道呢。这张海报是不是太显眼了？我不希望它特别显眼。 Q:对于影迷来说很显眼。 A:我只想给这张海报远景，但成片里可能还是有1、2个镜头能清楚地看到它。《水瓶座》和《巴里林登》没有什么致敬关系，这不过就是一部我很喜欢的电影而已。实际上这张海报是我自己珍藏的。 Q:女主角是一位音乐评论家。 A:说起来，《巴里林登》的配乐非常棒。 Q:的确，你为什么设计女主角是音乐评论家呢？ A:因为她实际上是我作为影评人的形象在影片中的再现。当然我知道这不是一种很完美的再现。有些人问我“这个主角是不是你自己呀？”我就会假装说“不，主角是乐评人，我是影评人。”当我做影评人的时候，大家最我的看法有点负面，因为我总是让人觉得我啥都不喜欢，这可能是一种反智倾向。但如果我把角色设置为记者，她的层次可能就比影评人高了。有人问了我一个很好的问题：片中的建筑工程师和女主角都是精英阶级，但他们互不理解，互相挞伐。这就和伯尼·桑德斯和唐纳德·特朗普阵营一样，他俩都很有钱，但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互相不服气。片中的女主角有一张约翰·列侬生前最后的专辑《Double Fantasy》，这其实是我的真实经历，这张唱片是我当时在洛杉矶的Amoeba(美国最大的独立唱片店)买的，我打开唱片之后，里面有三张《洛杉矶时报》，报道的是约翰·列侬谈论他自己的未来计划——而事实上这张唱片出街之后没几个礼拜他就被杀了。这对我来说是很有冲击力的时刻，所以我把这个时刻放进了影片。 Q:你觉得这个社会对知识分子有普遍的不信任吗？ A:到处都是。看看美国就知道了。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在卢米埃尔厅红毯上做的事？ Q:我们看到了照片，你们举着标语：巴西已经不再民主了。 A:巴西社会现在已经分裂为极左和极右。极右翼人士现在想要抵制电影艺术，这反而帮助了我的影片的宣传。推特上很多极右翼分子都在抵制《水瓶座》。没有民主思想的巴西社会太令人害怕了，很多人都发现自己已经不再知道这个社会上发生的这些事到底是否正确了。 Q:影片中有很多意料之外的闪回。 A:“意料之外”这个词用得好。我就想给观众一种WTF的感觉。我这辈子最喜欢的电影之一是唐·西格尔的《受骗》，伊斯特伍德演一个南北战争期间的北方士兵，他为了能在南方的一所全都是女人的寄宿学校安心养伤，他偷了一个战死的南方士兵的军服，假扮南方人。每一次他撒谎的时候，我们都能看见很快速的闪回，闪回的画面没有声音，我们听到的音轨仍然是伊斯特伍德撒谎的声音，闪回的画面的内容和他嘴上说的内容都是正好相反的。这是一种非常有张力的剪辑方式，并且我不记得是否有其他电影用过这种手法，于是我就把这种手法用在了《水瓶座》里。 Q:影片中也经常会把镜头拍向八斗柜，这个柜子也是闪回画面的一部分。 A:对啊，主角看到这个八斗柜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回忆。我们拍片的时候一直在因为各种原因到处挪动这个八斗柜，这个柜子其实本身很不起眼，就因为我这几个镜头让它变得特别难忘。《水瓶座》中的八斗柜就好像《2001太空漫游》里的那块黑石板，他本就是一块普通的黑石板，但是每次出现奇怪的事情时，这块黑石板就出现了，很有意思。

克拉拉，大家稱她為釘子戶，但是可能叫她做「自我」的釘子戶會更加合適。 城市在分崩離析，但是有一些地方，仍會發生一些讓你覺得身處夢境的真實。 怎麼說呢，這就像是這部電影很多場景給人的感受。 一棟建築在夜里披上了一曾白紗，像是曼妙的少女若隱若現。

克拉拉在聚會后的夜裡，獨自歸家，下車后在路邊看到這一幕，像是瞥到自己的往昔。 一輛高聲放著音樂的車在此時開過，讓人想起影片開頭克拉拉和夥伴開車到海灘，在車內放著音樂一起搖擺。 看見身披白紗的曼妙建築，對城市的常規來講就像是在做夢。但是那一層薄紗，是真實存在的。可能是這些樓里搬空的寢居里被遺棄的簾布，在第二天天明時，攤在地上被人收走。 那又怎樣呢。克拉拉請人將自己住的建築外表漆成了白色。

這是一個有點「自我」的故事，所以克拉拉也並不是一個普遍的討喜角色。她離群索居，但她只是努力地在維繫自己的生活如常。 第一部分，克拉拉的頭髮，就是她的抗爭。和癌症的，和時間的。因為治療，她的短髮洋溢著生命的青春；隨著時光飛逝，她的頭髮漸長，除了時間飛逝，她的自我更加深刻。 克拉拉的愛呢，就是她的生活日常。她有音樂，有充滿回憶的櫃子，還有自己的朋友親人。 克拉拉的癌症呢，自然就成了她生活中遇到的那些重要的難題。 就像是建築商從其他地方帶來的白蟻要腐蝕掉建築，造成危房的情況。生活里遭遇的問題，就像是一個人的自我瓦解。一個問題與一個問題的累積，便可以造成巨大的縫隙。 克拉拉在影片里有兩次情緒的爆發。 一次是在和建築商對峙的時候，年輕的商人似要離間克拉拉與親人，用逼遷干擾她的自我。這其實也是兩個精英人士的對話，是當地文化的衝突。 建築商知道自己的工人在海灘上燃燒床墊嗎？他的標榜是虛偽嗎？克拉拉生氣，但無可奈何。 還有一次是結尾的時候，手撕建築商。年長的建築商看到克拉拉帶來的照片隨即變得氣急敗壞，針鋒相對每一個要說話或動作的人。 克拉拉呢，她將被白蟻侵蝕掉地木材一根根拍斷在桌上。鏡頭特寫著這些白蟻，我竟然覺得有一絲暢快地美。

問題能被看到，就變得有底氣，畢竟你知道癥結所在。一無所知地時候，便是那白蟻爬過的瘙癢不適。 就像克拉拉做了一個噩夢。以前的保姆坐在她的床邊光明正大地拿走屬於她的珠寶，還告訴她，她的胸口在淌血。 突然想起的扒竊的保姆是克拉拉的問題，但回憶起那個人的名字就還好。 一直以來手術切掉的胸，也是克拉拉的問題，她的欲求會因此受阻，但是她失落並不是因為這病症。 年邁的鰥夫因此回絕她的欲求，她回憶往昔因為那個時候她和病魔抗爭但是真實，因為有人在愛她。而後那個年輕的牛郎卻能給她真實的愛慾，親吻她的另一半胸，因為他看到知道存在過的問題，但是也接受留下的真實美。 除了探討城市、階層、社會人員的關係等等，影片給我留下印象深刻的就是這種自我的真實。 或許有人覺得克拉拉的生活平淡無趣。我會記得侄兒的女朋友分享自己喜歡的音樂時候，她眼裡閃著的淚花。有著往昔與現在的幸福感。 我也會記得克拉拉在海灘去游泳，救生員告訴她水快淹到腰了快回岸，她回應好，但是還是去撲了一撲那所謂的危險浪花。

谁能想到，一部讲钉子户的电影能杀进戛纳主竞赛？看完《水瓶座》我懂了。它不是那种煽情卖惨的维权故事，而是用一栋老建筑，硬生生拍出了巴西社会的阶层裂痕和历史伤疤。豆瓣7.0分不算高，但克拉拉的家——那些老唱片、木质家具、海风吹拂的阳台，不光是念旧，是她的尊严阵地。开发商的手段你熟：断水断电、半夜凿墙、雇记者抹黑。但她不需要喊口号，一个眼神，一首老歌，就能让你感受到那种'我偏不搬'的倔强力量。主演索尼娅·布拉加的表演，细腻到毛孔。她坐在钢琴前弹唱《口哨桑巴》那场戏，自由、性感、不容侵犯，我反复看了三遍。凭借这个角色，她直接提名了凯撒奖最佳外语片和独立精神奖最佳国际电影，可惜没拿奖，但在我心里封神了。有意思的是，有人说节奏慢，我承认，导演小克莱伯·门多萨就是不想制造廉价冲突。你看那些长镜头——家族聚餐、阳台独坐、老照片翻看——他就是要你用时间，去体会时间本身的分量。当最后克拉拉亮出那封'信'，整个影院都在笑，但笑完背脊发凉。有意思的是，主创在戛纳红毯上直接打出弹劾总统的标语，把个人抗争和国家政治拧在一起。片名“水瓶座”既是楼名，也是克拉拉的性格：独立、固执、逆流而上。这不是一部让你哭的电影，但它会在你心里扎根很久，尤其是当你意识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需要守护的'水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