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醒的亚当

在接近尾声的部分，我一直在想，究竟是孩子治愈了亚当，还是亚当治愈了孩子。后来我突然领悟到，其实他们谁都未被治愈，孩子的痊愈明显牵强，而亚当，无欲无痛的日子真的就是健康的生活吗？凡是有过那个噩梦般经历的人，都永远无法摆脱集中营指挥官在他背后的阴影。而电影给出的结果多少有向市场妥协的痕迹。没有看过原著，但我揣测，小说应该更阴冷深刻。无论如何，从一个集中营幸存者战后生活的角度来剖析、反思纳粹的黑暗和人性的险恶，这个视角还是比较独特深刻的。何况那不是一个人的经历，是一群人。在我看来，那座沙漠中的疗养院更像是一座坟墓，那里居住的人们，从生活质量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一群行尸走肉。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是纳粹留给战后社会的礼物，如一根刺，哏在人类的心灵上，时刻以警醒着健忘的人们。

       金庸的《碧血剑》里有这样的情节，会友镖局的总镖头闵子叶为卸任的丘道台保镖回乡，闵镖头贪图丘家二小姐的美色，要在押镖途中设计杀死丘道台全家，然后将小姐占为己有。不想这阴谋被准备劫镖的金龙帮帮主焦公礼听到，焦帮主对闵子叶的无耻行为深恶痛绝，于是将其杀之而后快，为武林铲除败类，才引出闵子华率众为兄报仇的故事。            原先，闵子华并不知道自己的哥哥是因为“图色害命”被杀，但在闵子叶的恶迹大白之后，他也自觉理亏。同时，众人皆认为闵子叶“死得其所”。            这样的情节，与情与法都讲的通。其实很多武侠小说中都有类似的情节。总有人因为“不良作为”而被“逐出师门”，甚至落得“人人得而诛之”的下场。闵子叶是被武林抛弃的人，他并不冤枉，那么他被抛弃也是应得的下场。这结论是道德和法律（武林中人讲帮规）体系下正常的因果关系使然。            但如果那“不良作为”是无奈之举呢？如果那“不良作为”并没有伤害别人，那么那个有“劣迹”的人还应该被抛弃吗？            说到无奈。平民被无端裹入战争，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本能的向着生存的方向靠拢。为了活下去，人们会可能放弃与吃喝等生存底线无关的东西。放弃尊严，甚至人性。            电影《苏醒的亚当》是取材自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当年老的亚当安详的生活在特拉维夫，那时，他“不再关心自己的内心，情绪不再高涨，不再抵抗病痛，不再赴汤蹈火，没有真正的快乐亦或悲伤能够时刻映刻在内心，平静的生活就是最好的礼物”。那时的亚当已经“苏醒”，时间和在幸存者收容所的生活治愈了战争带给他的创伤，但世上也再无亲人。当他平静的坐在窗前，很难想象曾拥有的美满家庭和开心事业的亚当，这个有魅力的男人，也曾被无情的抛弃。            二战前，亚当是马戏团的演员。亚当会表演杂耍，会说段子，还会拉小提琴。亚当很有魅力，也讨人喜欢，女人们都爱他。他的不幸是生错了年代。如果生活在现今，他可能是一个著名的脱口秀主持人，魔术大师，喜剧天才。但是没有如果，战争随之而来，亚当一家被抓进集中营。曾是亚当观众的纳粹军官柯林成了他的主人。那一年，亚当晚上住在狗窝里，白天带着狗链，他成了柯林的宠物狗，开心果。那一年的非人经历是亚当劫后余生中所有痛苦的根源。            战争带给人的痛苦在当时可能只是生理上的，而真正让人发疯的内心创伤往往在战后才显现出来。战后，亚当在集中营做狗的经历已经天下皆知。他曾与大屠杀幸存者收容所的医生有过约定，永远不要在收容所见到狗。后来，亚当寻找大女儿长达四年，女儿却因为父亲在集中营的“劣迹”而选择回避。最终，女儿因此郁郁而死。            女儿对父亲的抛弃是电影在逻辑上的最大问题。一个人被别人抛弃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那个人是自己的亲人，是女儿。女儿的抛弃导致了亚当对自己的完全抛弃，也让他被迫再一次回到收容所接受治疗。但我想，亚当在集中营为求保命，而被迫做狗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如果非要有尊严的选择的话必然是死路一条。在生存面前他选择放下尊严。这是绝对错误吗？何况，亚当的选择并没有伤害到别人。而且他无时无刻不再惦念着自己的亲人，他一次次在“主人”面前“撒欢”就仅仅为了自己吗？再何况，女儿自己也经历过集中营的生活，在那里恐怕用“人如蝼蚁”来形容也并不为过。她为何不能体谅父亲当时的无奈，反倒将他抛弃呢？            亚当再次回到收容所接受治疗，电影完成了对他的救赎。在与“狗孩”大卫的相处中，亚当用曾经不堪生活换来的经验与其交流，让大卫从狗变回真正的人。虽然，亚当不可能改变被抛弃的事实，但在电影结尾，生活和时间让他变得安详平静，而那是一种苏醒的状态。

开场不到十分钟，我就意识到这电影可能要崩。亚当在精神病院扮小丑逗乐病友，脸上挂着标准微笑，眼神却像死水——好设定。但导演保罗·施拉德显然没想清楚：该让观众笑还是哭？于是整部片就在黑色幽默和撕心裂肺里来回拉扯，两头不讨好。豆瓣7.1分（约3000人评价）其实客气了，专业评价点出要害：“需要在黑色幽默与沉重苦难之间平衡风格，被评论认为处理得较为艰难”——这话说得委婉，直接翻译就是：玩脱了。杰夫·高布伦确实拼命了，他自己都说这是最难的角色，为演好还专门去学小提琴、跟幸存者聊天。表演张力撑得住，但剧本没给够空间。他想演出分裂感，可导演的镜头和节奏老在切换情绪时卡壳——前一秒还在虐心，后一秒突然塞个滑稽动作，观众刚酝酿的眼泪硬生生憋回去。对比《美丽人生》，人家把苦难融进游戏里，节奏是统一的；这片倒好，像两盘菜搅在一起，各自馊了。观众反馈也很真实：“表达偏晦涩，情绪过于压抑”。我倒不反对晦涩，但晦涩得有内容支撑。这片想探讨幸存者的罪疚感、身份破碎，却老用符号化的场景糊弄——比如亚当反复拉同一首小提琴曲，配乐一响我就知道又要闪回集中营。三番五次，再好的隐喻也变套路。唯一让我觉得值回票价的是威廉·达福演的精神病院医生，那种冷血与关怀并存的反差，比主角还立体。可惜戏份太少。说到底，《苏醒的亚当》勇气可嘉，但导演的掌控力没跟上题材的重量，想致敬苦难？先学会怎么讲一个完整的故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