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塔传奇

当他们在西德的银行里打劫时，他们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在反对资本主义，是在促进世界革命；当他们被迫逃亡东德，并被东德的秘密情报机构斯塔西安排时，他们更是兴奋地大叫他们是作为一个自由人，站在了自由的土地上。可即将与他们会面的那些东德的工人阶级们，对于这一点却并不认同，他们仍然在向往被这群西德红军所鄙夷的西方猪一样的生活，即使是与他们打交道的斯塔西特务们，与这些年轻的红军们观点也并非一致，革命两字岂是那么轻易说说而已？ 这是德国影片《丽塔传奇》（亦名《打开心门向蓝天》），给观众展现出来的一个反差。在这部反映红极一时西德红军的影片里，著名导演施隆多夫用反讽的手法，毫不犹豫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一群有高昂的理想主义色彩、高谈阔论想要拯救世界，实则却心狠手辣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年轻人，在施隆多夫的眼里，其实显得相当幼稚甚而无知。当他们一旦走进现实之中，现实自然会他们最为严厉的教训。 年龄如我这样的观众，一定会对西德红军这几个字有深刻印象。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报纸中，总有他们的消息。与他们“交相辉映”的，还有意大利的红色旅。再加上另外两个极端民族主义的组织：西班牙的埃塔和北爱尔兰的共和军，构成了威胁当时整个西欧的四大恐怖主义组织。他们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几乎每天的新闻里，都有他们的身影。再加上日本的赤军，他们将整个的西方世界，搅得个枪声四起血肉横飞。他们共同的特征即是以恐怖主义的残忍手段，毫不犹豫地向既有的秩序宣战。而平民也是他们暴力的受害者。 不过他们的目标却不一样的。两个分裂主义组织，在政治观点上亦是左倾的。埃塔属于巴斯克分裂主义组织，他们针对的是西班牙政府，要的是独立；共和军是北爱独立势力的军事组织，也是想将北爱从英国独立。而西德红军与红色旅则是针对资本主义世界，他们想要以暴力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在欧洲建成社会主义。用电影中的一句话，则是“我们想要把战争带进世界大都市之中”。为此，他们抢劫银行，自称这是刺激经济；他们枪杀警察，认为他们是维护资本主义的猪；在逃亡东德时仍激情澎湃地要去贝鲁特甚至非洲，表示自己要战斗在世界革命的前沿。 这些来自资本主义前沿的革命者们，到了社会主义前沿的东德，认为他们来到了革命的圣地，正想甩手大干一场时，现实却给他们的满腔热情浇了一盆冷水。尽管他们与东德政府有共同的理念，然而双方的目标其实并不一致。到了东德，他们落入了秘密警察斯塔西手里，他们只能在斯塔西的控制下，改名换姓地生活。因为此时的东德，已经加入了国际反恐协议，他们作为西方所通缉的恐怖分子，保护他们自然会让会东德政府尴尬不已。至于他们所说要参加的世界革命，在那个时代已非华约国家的重点，当时的华约国家，与西方国家维持正常的国家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与他们进行全方位的竞争，才是他们的战略所在。这些来自西方的激进组织成员，虽则可以再加利用，但其价值已经大大减小了。 他们认为在那些肥胖的富裕国家里无所事事，并且浪费生命，但到了东德，组织安排他们的，却正是他们所不愿意的“完全正常平淡的生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生活”。他们被化名安排进了东德的工厂之中，作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与东德的工人们一起工作。同事们得知他们来自西德时，他们惊讶的表情足以让这些来自西方的不满分子思索，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对于这些已经进入他们所想进入社会的工人阶级来说，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他们也在质疑自己的目的：“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为了这个世界某个地方的穷人吗？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去挨饿？” 而那种贫穷而平淡的东德生活，也让这帮已经习惯于西方生活方式、并且总是追求刺激生活的革命者，感到万分的无趣。他们抱怨说，“如果这就是工人阶级的生活，那么我们宁愿在其他的地方去喝啤酒。”更何况东德这个已经建成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也让他们颇为失望，觉得为何要强迫人民进入这样的社会。因此，这些来自西方的革命者们在现实面前，也迅速地发生分化。更为激进者离开了东德，要去进行他们心目中的革命行动。而如电影中的女主角丽塔等，则留在东德，留在了工人阶级之中，过上了平淡却并不寻常的生活。 不过，他们真的能够在社会主义的东德，平淡地度过一生吗？值得怀疑。尽管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觉得自己是个另类。他们有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整天想的是战斗在世界前沿，为改变整个世界的不公正而努力，与那些“肥胖的无所事事的资本主义猪们”有本质的不同。不过，当他们真正来到社会主义的国度里，却与当地的工人阶级有更大的异质感。当地人认为他们享受着西方世界中的一切，包括各种的名牌，却要来到他们的中间与他们打成一片，只能说是神经有问题。 他们在斯塔西的帮助之下，竭力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然而过去的一切却总是在困扰他们。在他们思想上甚至身体上的所有烙印，自然而然地把他们的原型展露于众人的面前。丽塔与娜塔丽娅的友情甚或有些矇眬的感情，也时不时地经受丽塔身份的困扰。那位爱上了丽塔的东德科学家，欲娶了她之后到苏联科技机构工作，然而在比斯塔西更为强大的克格勃面前，丽塔过往的一切将无处藏迹，且在政审这一关上就会被坚决地拿下。当丽塔将自己的身份告诉东德男友时，他并未觉得丽塔是一个革命者，反而觉得滥杀无辜的恐怖分子令人难以容忍。而她手臂上的伤，也让她的同事认出了她，丽塔只能另换身份另挪地方。 即使如此，丽塔仍未忘怀其革命的理想，她表示不只是想隐藏在东德，不想往后走而是继续前行，想寻找另外的世界。但当时世界的局势与东德的现实，她能守住现在已是最佳的选择。她曾尝试性地问斯塔西的一个成员，说她想加入东德统一工人党。这个成员只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你得总是向党坦白一切，你能那样做吗？”在东德这样的国家，党要了解一切，个人是没有隐私的。对于像丽塔这样来自西方的革命者来说，这一点会要了他们的命。从这也可看出，即使如斯塔西的官员，其实对于东西方的现状以及东德的前景，看得比很多普通人都清楚。 斯塔西的一位官员对丽塔说：“他们播民主德国的女人们举着孩子，爬进了布拉格的西德大使馆。你在民主德国电视上看得到这种事了吗？你明白吗？这个国家有人睡着了。”其实他们都明白，所有的人都明白，不是有人睡着了，而是大家都在装睡。在这样的国家里，装睡是最能保护自己的。只不过整个国家都在装睡，那么这样的国家也就沉闷无比了。 当时机来到时，你会发现这些装睡的人变得如此生龙活虎，如此有力量，他们会推动历史往前走。1989年11月，横亘于两个德国之间、分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柏林墙倒塌了，那是由西德人民以及东德这边睡着了的人民共同推倒的。这道墙曾经阻碍民主德国的人民去追求自由，也成为像丽塔这样的西德革命者的庇护地。他们在西德都市里搞完爆炸，然后逃到墙这边心安理得地喝着啤酒。他们最反感柏林墙的倒塌，他们对于自己的命运也自怨自怜，“对于我来说很清楚，我们被困于一个不公正的错误制度之中。不过游击队员不会获得自由，因为没人懂得我们。” 丽塔仍然认为自己进行的是“一次伟大的尝试，是一次革命”。 不过，东西德的合并，让这些逃到东德的西德恐怖分子们心惊胆战，原来的庇护者们，现在也变成了追捕者，他们正好成为那些东德官员们一份见面礼。丽塔的同伴们纷纷被抓，即使很多隐姓埋名，或者相夫教子，已经过上了普通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毕竟他们欠下的血债，还得偿还。丽塔尽管迷茫，但仍然坚信以前的理念，仍在对同事们大喊：“这不应该是个由金钱统治的世界。” 说得也没错。不过，她在东德也见识了一个由权力统治的世界，而且东德的生活其实也告诉了她，即使在东德这样的权力世界里，金钱也并非一点作用也没有。 “我不只是想藏在民主德国，我在寻找另外的世界。我想往前走，而不是往后走。” 丽塔再也寻找不到另外的世界了，在她面前，一切的理想均已消失，她只是一个国际通缉的恐怖分子。她也无法向前走，她的命运其实早已决定。当她骑着偷来的摩托闯卡过境时，被边境军人开枪打死，步了她前男友的后尘。其实，他们早就知道，这就是他们的归宿。 西德红军对于德国电影来说，是一个灵感的源泉，也让他们不断地反思。在记忆中，我所看过的这类影片，就有好几部。如前不久所看的《周末》、《末路狂奔》、《着火了怎么办》这几部，描写的是这些人在两德合并之后的生活。无疑，以前的革命，留给他们的是疲累，是迷茫，是亡命天涯的逃奔，甚至还累及自己的子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经过反思，又重新融入到所曾经深恶痛绝的秩序之中，还有一小部分人，则沉迷于过去，最终被历史所抛弃。

用肯定判断我们可以说—— 丽塔是1970年代活跃于西德的红军旅的一员。而红军旅则是因不满于1960年代欧洲左翼学生运动的迅速退潮而运生的极左组织，他们试图以极端的抢劫、暗杀活动重新唤起世界反资本主义革命的热情； 进一步地，丽塔是在其恐怖活动后流亡东德的前西德红军旅成员，她始终是东德/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者，哪怕在柏林墙倒塌之后； 因此，就情感质素和行为模式而言，丽塔很像张承志笔下在泛亚革命失败后用半世纪深入青海捐资助学、并最终葬于西宁的泛亚主义者服部幸雄（《敬重与惜别》）；也很像乔治·斯坦纳终身不忘的、无名的剑桥女学生，她信奉毛主义，最终在70年代来到中国西部（《斯坦纳回忆录》）。顺便说一句，她构成我阅读史上持久好奇的一部分，至今我仍未能找到她的任何其他资料。 用否定判断我们可以说—— 丽塔不是五月风暴中在巴黎燃烧着青春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 丽塔不是70年代骑着哈雷摩托横贯美国大陆的嬉皮士们，也不是照亮了伍德斯托克的“爱与和平”一代； 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通过对葛兰西的重新发现，由阿多诺、马尔库塞和阿尔都塞进化为哈特利笔下的奥黑尔人，他们是“坐着喷气式飞机四处游走的文化悲观主义者”，在学院的高墙以及繁忙的国际学术旅行中竞逐知识高地，继续着未竟的反叛（《文化研究简史》）； 当然，在学院内部，有一部分人后撤一步，试图重新发掘资产阶级现代性之于民主和公共理性的正面意义，他们是更具建设性的卡迪夫学派和哈贝马斯…… 也有人后撤的更远以致反戈，比如昆德拉《生活在别处》，它将“生活在别处”的革命渴望神话般（去历史化）地建构为精神分析意义上的个体变态。 丽塔不是这些，在“理论之后”的今天，她执拗的反资本主义陈辞显得幼稚而不合时宜，以至于在柏林墙倒塌之际再无去处，于是只能以赴死的姿态最后一次冲向国家机器。 于是，《丽塔传奇》就是一个真正的以命相搏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