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猎人第二季

在看第一季的《心灵猎人》的时候，正值曼森在狱中去世，我当时写下这样一句评论：“初看这部片时，正好看到新闻说曼森死在牢中，惊讶于巧合。没有犯罪心理来的刺激，但胜在真实，详尽。”第二季的风格依旧是真实，真实到有时候我会恍惚觉得自己在看的是纪录片。尤其是当我上网搜到了剧中那些出现的连环杀手的原型照片时，所以想写一篇影评，可以说是剧之外补充一些背景知识吧。艾德·肯帕（Edmund Kemper）女学生杀手

左：真实的肯帕 右：剧中的肯帕

艾德·肯帕（1948年12月18日出生）是一名美国连环杀手，谋杀了十个人，包括他的祖父母和母亲。他的体型很大，身高6英尺9英寸（2.06米）。因为他的大部分受害者都是男女混合学校的学生，因此被称为“女学生杀手”。肯帕的第一次谋杀是在他15岁的时候杀了自己的祖父母，然后他自己打电话报警，之后他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并于21岁时取得了假释。在他被假释之后，他发现有很多年轻女性搭便车。在1972年5月至1973年4月期间，肯帕开始了一场谋杀狂潮，这场狂欢始于两名大学生，结束于肯帕的母亲和她的朋友。他会挑选搭便车的女学生，将她们带到独立的区域他。之后他会枪击，刺伤，窒息或扼杀她们。然后，他会将她们毫无生气的尸体带回他的家中，在那里他会斩首他们，对他们被割断的头部进行骚扰，与他们的尸体进行性交，然后肢解他们。在这11个月的狂欢中，他杀死了五名大学生，一名高中生，他的母亲和他母亲最好的朋友。肯帕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母亲向他开始爆发之后，他经常会去寻找受害者，并且她不会把他介绍给在她工作的大学就读的女性（肯帕的母亲在一所大学里工作）。他回忆说：“她会说‘你就像你的父亲。你不应该去了解他们'。”1973年，他被判处有罪。他自己要求对自己判处死刑，但是当时最高法院已经暂停执行死刑，所以他为每项罪名获得了7个终身监禁。至今肯帕还活在狱中。大卫·伯科威茨 （David Berkowitz）萨姆之子

左：真实的大卫 右：剧中的大卫

大卫·伯科威茨（1953年6月1日出生）是美国的一名连环杀手。他制造了纽约的八起枪击事件。这八起枪击事件发生于1976年夏天到1977年7月这一时间吧，他使用一把0.44口径的斗牛犬左轮手枪，共杀死了6人，打伤了7人。他引起了纽约史上最大的警方追捕，同时还留下嘲笑他们的信件。1977年8月10日晚，Berkowitz被他纽约市警察拘留，随后他被指控犯有8起枪击事件。 他声称他遵守了一个名为“哈维”的狗形式的恶魔的命令，该狗属于他的邻居“山姆”。 尽管有他的解释，Berkowitz被发现有能力接受审判。 他对二级谋杀罪表示认罪，并被监禁在州监狱。 他后来承认，狗与魔鬼的故事是骗局。 在进一步的警方调查过程中，伯克维茨还涉及该市许多未解决的纵火案。Berkowitz自被捕以来一直被监禁，连续服刑六次。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修改了他的供词，声称他是一个暴力的撒旦邪教组织成员，称这些事件为精心策划的仪式谋杀。 一些执法当局表示，他的说法可能是可信的，对谋杀案的新调查于1996年开始，但在没有确定的调查结果后无限期暂停。

当时他写给警方的信的最后一页，字还挺丑的>_<

丹尼斯·雷德（Dennis Rader） BTK killer

左：真实的BTK 右：剧中的BTK

丹尼斯·雷德是美国的连环杀手，在1974年至1991年间最少虐杀了10人。他有BTK杀手（BTK Killer）或BTK扼杀者（BTK Strangler）之称，BTK意即“绑、虐、杀”（Bind, Torture and Kill）。他在犯案后均会向当地警方和报馆寄信，以BTK为署名声称曾作案，并在信中讲述案件详情。事隔至2004年，报馆再次收到BTK的信件。他于2005年被捕并接受审判。现在仍在狱中服刑（175年）。

现实中控方展示BTK的面具

剧中的面具

查尔斯·米尔斯·曼森（Charles Milles Manson）

左：现实中的曼森 右：剧中的曼森

查尔斯·米尔斯·曼森是一名美国罪犯、前音乐人和邪教领袖。他在1960年代末领导了犯罪集团曼森家族。曼森和他的跟随者被控在1969年的7月和8月，犯下了9起连续杀人案。1971年，在他的指示下，曼森家族的成员杀害了演员莎朗·蒂，以及LaBianca夫妻。他也因为共同犯罪而被控告谋杀。曼森信仰自己所创造的“Helter Skelter”，这个词是他从披头士的一首同名歌曲中得来的。根据他对披头士这首歌曲的描述，曼森坚信即将发生一场末日的种族战争。同时他也认为他犯下的谋杀案能够促成那场战争。他最终成为了精神错乱、暴力血腥和恐怖的象征。在曼森家族形成之初，曼森是一个失业者，由于犯罪，他已在惩教机构度过了大半的人生。谋杀案之前，他是一名歌手兼职作家，生活在洛杉矶音乐产业的边缘地带。在后来曼森被控犯罪后，他的原创歌曲专辑也随之发布。包括枪与玫瑰及玛丽莲·曼森在内的艺术家都引用了他的歌曲。加州最高法庭1972年的一份决议暂时废除了该州死刑，曼森的死刑自动被改判为无期徒刑。2017年11月19日，曼森去世，死因为自然死亡，时年83岁。威廉·皮尔斯 （William “Junior” Pierce） 没有昵称

左：现实中的皮尔斯 右：剧中的皮尔斯

在《心灵猎手》第二季中出现的皮尔斯，可以说是目前为止最不为大众所知道的连环杀手。（我甚至找不到他的维基百科>_<）他在60年代因为纵火罪和抢劫入狱，在1970年被假释出狱。出狱后，他在1970和1971两年内犯下了9起谋杀案（已经是第二个凶手明明已经被抓进去了，再放出来就开始连环杀人了，之前的肯帕也是啊！）。皮尔斯在1973年被判终审监禁。他的第一个受害者是一个13岁女孩，是一个州议员的女儿，皮尔斯强奸并且扼杀了这个女孩。也有文章声称他的智商只有70。在他入狱之后，他声称他被捕时没有读米兰达声明，所以他自己的供认是不作数的。如今，88岁的皮尔斯依旧活在狱中。（想说，这些连环杀手还蛮长寿的，都活到80多岁）。威廉·亨利·汉斯 （William Henry Hance）他自己想被叫做“恶魔力量” （Forces of evil）

左：现实中的汉斯 右：剧中的汉斯

威廉·亨利·汉斯出生于1951年11月10日。他是一名美国士兵。他在军事基地里和周围共杀害了4个女人。他于1978年被捕，为谋杀前三个女人接受了审判，却没有为谋杀第四个女人被判罪。他于1994年在佐治亚州被电椅执行死刑（终于找到一个被判死刑的连环杀手了！）在1978年的佐治亚州，一场疯狂的谋杀正在进行。有几个白人老年女人被一个叫昵称叫做“丝袜扼杀者”(stocking strangler)的连环杀手杀害。两具年轻的黑人女性工作者的尸体也在附近被发现。这些分开的案件被一封寄给当地警长的信联系起来。信件表示这封信来自一个七人白人团体，他们声称自己绑架了一个黑人女人，如果“丝袜扼杀者”不被捕的话，就要杀了这个黑人女子。而当时普遍认为“丝袜扼杀者”是一个黑人。这个七人白人团体想要自己被认为是“恶魔力量”（Forces of Evil）。之后更多的信件和电话过来，甚至要求10000美金。之后这个被绑架的女人的尸体被找到，法医鉴定她死于她尸体被找到的五周之前，也就是第一封信被寄出之前。之后找到了第二具黑人女性的尸体。FBI的侧写师认为这个杀手是一个人，不是七个人，而且不是白人，是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有可能是一个低阶级的军人。在这个侧写颁布之后，又依据两位受害者都是性工作者的线索，警方逮捕了汉斯，他在军队里做卡车司机。很快，根据他的字迹、声音以及脚印，他认罪承认杀害了这两名黑人女子，并且交代了另一起犯罪，杀害了24岁的白人女军人，Karen Hickman，Karen喜欢与黑人军人约会并且在黑人酒吧里活动。在民事法庭，汉斯没有被指控为Karen的死亡负责，但在军事法庭，他被指控杀害了Karen. 最后，他也被发现应该为第三位黑人女孩的死负责。只是他没有因这一起谋杀被指控。但是，他并不是杀害了多个白人老年女子的凶手“丝袜扼杀者”，凶手是另一个黑人Carlton Gary。顺便说一下，汉斯的智商只有75-79，意味着他是智力有缺陷的。（剧里好像演出来了。。）埃尔默·韦恩·亨利 （Elmer Wayne Henley）

左：现实中的亨利，右：剧中的亨利

埃尔默·韦恩·亨利（出生于1956年五月9日），是“休斯顿大屠杀”参与者。“休斯顿大屠杀”发生于1970到1973年，至少28名青少年和青年人被绑架、折磨、强奸并且杀害。该案的主谋是Dean Corll。而亨利作为同伙和他的另一名青少年同伴，帮助诱骗了很多受害者去Corll的家里。在1973年，时年17岁的亨利射杀了Corll。具体经过是1973年8月8日，亨利带着另一位潜在受害者Kerley到了Corll的家，在Corll把Kerley控制起来之前，他们两个又离开了去买三明治，之后带回了一个15岁的女孩威廉姆斯。Corll非常愤怒，但还是保持友好，给他们提供了酒和大麻。等亨利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Corll铐住了，Corll将他拖进厨房，并且拿出枪威胁说要射杀他。亨利求饶，并且承诺Corll如果放了他，他可以一起折磨谋杀另外两名年轻人。Corll放了他，让他去折磨威廉姆斯，自己去折磨攻击Kerley。亨利之后拿到了枪，将Corll杀死。亨利最后被判了99年。特克斯·沃特森 （Tex Watson）

左：现实中的沃特森 右：剧中的沃特森

特克斯·沃特森（出生于12月2日），是曼森家族的核心成员。1969年8月9日，沃森（Watson）作为曼森家族（Manson Family）的成员，陪同苏珊·阿特金斯（Susan Atkins），琳达·卡萨比（Linda Kasabian）和帕特里夏·克伦温克尔（Patricia Krenwinkel）前往好莱坞电影导演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和他的妻子女演员莎朗·泰特（Sharon Tate）租借的好莱坞Cielo Drive大庄园。此时莎朗怀孕八个月。波兰斯基当时在伦敦拍电影。家里有泰特（Tate）和她的朋友们：美发师杰伊·塞布林（Jay Sebring），作家沃伊西希·弗莱科夫斯基（Wojciech Frykowski）和福尔格的咖啡继承人阿比盖尔·福尔格（Abigail Folger）。（顺便想说这个事件已经被昆汀拍成了《好莱坞往事》）在那里，他们残忍地杀害了这四个人和一个18岁的男孩Steven Parent。第二天，他又参与了拉比安卡谋杀。因为查尔斯·曼森对他们前一天的表现不满意，所以决定在第二天晚上带着6个曼森家族的成员去再干一票，亲手示范。他们来到了之前开过派对的一个叫特鲁的家门口。因为曼森不想被警察追查到这一层关系，所以他决定不杀特鲁，而是去了特鲁的邻居拉比安卡的家（这个真的是飞来横祸啊啊啊！有时候邻居也会很坑爹），最终住在里面的拉比安卡夫妇被折磨致死（被捅了很多刀，还被在身上刻了像“战争”这样的字眼）。沃特森是在1969年11月30日被捕的，在漫长审判之后，他被指控7个一级谋杀以及同谋谋杀，1971年他被判处死刑，但是加利福尼亚于1972年废除了死刑，于是他的刑罚被转为终身监禁。保罗·贝特森（Paul Bateson）

左：《驱魔人》中的贝特森 右：剧中的贝特森

保罗·贝特森（Paul Bateson）（生于1940年8月24日）是一位美国前放射线照相技师，被判犯有杀人罪。1973年，他在恐怖电影《驱魔人》中扮演一名放射技师，这部电影的导演威廉·弗里德金（William Friedkin）观看了他前一年进行的脑血管造影术时受到了启发。对于很多观众来说，这是电影中最令人不安的场景。1979年，贝特森因谋杀电影业记者艾迪生·韦里尔（Addison Verrill）而被定罪，并被判处至少20年徒刑；2003年，他被假释。在Bateson受到审判之前，警察和检察官将他与一系列尚未解决的曼哈顿同志杀人案牵连，据报道，他在监狱时曾夸口犯下了这些案件。但是，检方从未对他提出任何其他指控。这次经历启发了弗里德金（Friedkin）制作了1980年的电影《巡航》（Cruising），该电影以十年前写的小说为基础，并在故事情节中融入了贝特森（Bateson）所认同的城市皮革亚文化。弗里德金（Friedkin）在2012年回忆起曾在贝特森（Bateson）受审前拜访过贝特森，并进行了一次对话，在这次对话中贝特森（Bateson）暗示犯下了另外的谋杀案，他正在考虑坦白这些案件以获得更轻的审判。但是，没有其他记录表明弗里德金在那次采访中提到有罪的证据。尽管如此，贝特森经常被错误地描述为连环杀手。截至2019年，尚不知道巴特森是否还活着，或者他住在哪里。弗里德金在2018年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他听说贝特森居住在纽约北部某处。一份社会保障记录显示，出生日期相同且在宾夕法尼亚州发行的具有社会保障号的“ Paul F. Bateson”于2012年9月15日死亡。韦恩·威廉姆斯 (Wayne Williams)

左：现实中的威廉姆斯 右：剧中的威廉姆斯

这个人的故事是本季的主线，我看到已经有其他人对他的案子进行了详细的科普，所以我这边会简单介绍。从1979年7月21日到1981年5月，亚特兰大地区发生了29起谋杀案。大多数受害者是男孩，都是黑人。大部分是年轻，十几岁的孩子，有些甚至是孩子。社区和媒体因此将杀人狂称为“亚特兰大儿童谋杀案”。1981年，一个名叫韦恩·威廉姆斯（Wayne Williams）的人因在亚特兰大谋杀了两名年轻男子而被捕，许多人相信他也是亚特兰大儿童谋杀案背后的人。虽然他最终被逮捕和定罪使亚特兰大居民松了一口气，但人们仍在猜测韦恩·威廉姆斯是否真的该为亚特兰大儿童谋杀案负责或仅仅只是警察找的替罪羊。亚特兰大儿童谋杀案最初的受害者是两个男孩，一个是14岁，另一个是13岁，两个人相距四天之内失踪了。双方于1979年8月7日被发现死于彼此附近。一个被枪杀，另一个被勒死。当局最初并没有太认真对待双重谋杀。但是尸体继续增加。到1979年底，又有3名受害者，总共5名。到第二年的1980年夏天，九名儿童被杀。这一系列的杀人事件被称为“亚特兰大儿童谋杀案”，地方当局当时没有线索。直到一名七岁女孩被绑架和谋杀，联邦调查局才最终介入。

携带shot弹枪的警官为韦恩·威廉姆斯（Wayne Williams）上法庭时提供了严格的安全保护

威廉姆斯因为杀了两位年轻人被拘留后，谋杀案也停止了，但是缺乏证据阻止了进一步起诉他为那些青少年的死亡负责。（被抓捕的过程剧中很真实地还原了，所以不再累述）在2010年，DNA法医检查（1981年不存在这种技术）给出了98％的可能性，即在11岁受害者的尸体上发现的两根头发属于威廉姆斯。（其实我个人认为他应该是大多数儿童谋杀案的凶手，但是在29起中应该也有可能存在其他人模仿犯罪，或者杀了人往连环案中一塞的可能性。）终于有空将剧中提到的这些杀手们做了一个盘点，这个帖子我也写完了，谢谢陪伴，enjoy~~

音乐响起，诡异的曲调和空幻的唱腔中仿佛住着一个浮游异度的小鬼。女人走进自己家门，疲倦而悠闲如常地。放下包裹，清洗双手，开始居家的状态。

然而异响从身后发出。镜头冲收音机缓缓逼近，诡异的音乐从中而来。

卫生间门把上挣动的绳索意味着不寻常的事在发生。女人朝门迫近，越来越近，跳动的门锁使她的心跟着跳动起来。大着胆子将门拧开！戴面具的男人因失重跌倒在地！

这男人竟是她的丈夫，戴着一个女性角色的面具，穿着女性的吊带纱裙，脖颈扎着丝巾，一条内裤悬挂在他的小腿上。 这是她从没见过的丈夫，令人震惊，令人害怕。OK，看过第一季并略加检索的朋友知道，这个男人就是“BTK”—— “Bind（捆绑）、Torture（折磨）、Kill（杀害）”。这是他洋洋自得给自己取的绰号，这三个字母代表他的作案过程和犯罪惯技。他的真名叫做丹尼斯·雷德，不出意外的话，目前他在自己家乡堪萨斯州的监狱服刑，已经74岁，但他2005年才被抓获。而本剧的时间点目前应该是1980年（霍尔登给比尔的支票写着详细的日期）。

BTK作为本剧的客座嘉宾，经常“驻扎”在每集的片头部分。 第一季第二集他第一次出现，可以看出他在堪萨斯州威奇托上班。职业装穿得笔挺无褶，口袋整整齐齐插着一排原子笔，夹着一大本记事册，可见是个井然有条的人。同事的胶带用尽，想换一卷新的，他面色森然，要求对方必须将胶带光秃秃的卷芯返回，才肯配发新的胶带，可见此人的偏执。

第一季第三集，他出现在堪萨斯帕克城一条马路旁边，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一户人家。要么是在踩点，要么是在作案后回到现场，重温当时的快感。而且这个片段中出现了BTK的交通工具，一辆属于ADT公司的小货车。ADT公司是美国和加拿大最大的安全公司，为住宅客户和小型企业客户提供电子防盗、防火服务，如今在全球35个国家提供其他有关报警监控服务，公司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这是BTK的身份掩护，一个普普通通的职员。

到了第一季第四集，我们发现BTK进入了人家的室内，局部镜头令人怀揣着不安，地板上还散落着玩具，让人担忧他是否已经作案。实际上他正以安全公司的名义给人家里评估安全防护情况，这个身份为他的犯罪提供了太大的便利。现实中，堪萨斯州居民确实一度对家庭安全措施格外敏感，防盗门窗和警报装置一度卖得紧俏，这正是BTK制造的恐惧威胁导致的结果，而且BTK的确做过安全公司的职员，这就有点讽刺了。

第一季第五集，BTK戴着手套，往邮箱里扔了一封信，心情显得轻松愉悦。根据第二季第一集退休的唐尼警官对比尔的介绍，BTK的确有多次作案后给受害人、电视台和警方寄信的行为，挑衅、戏谑、操纵，这是他快感的一部分，他也非常想要通过媒体暴得大名。

第一季第六集展现了BTK的家庭生活，他普普通通，有妻子，至少有一个孩子，这样正常的家庭情况令人更难对他产生怀疑。坐在沙发上的BTK，正专心致志地练习捆绑技巧，犯罪现场复杂的打结方式是他的标识之一。

第一季第七集算是正式揭露了BTK是杀人犯的真面目，他将作案工具在床上整齐摆好，准备动手了。

第一季第八集没有BTK的片段，第九集片头他再度出现，这一次他的心情仿佛跌在了谷底，焦躁不安，听到车声他会拨开窗帘窥视，仿佛等待着什么降临，但车声远去之后，他非常恼火地跳脚。这应该是因为他寄去的信件犹如石沉大海，他满心期待的名望并没有到来，警察又非常无能，游戏进行得实在了无情趣。第二季第一集比尔问过唐尼，当时你怎么回复BTK的，唐尼的表情和言辞说明他们选择了不回复、不公开的策略，为了避免人心惶惶。

第一季最后以BTK的片段作为结尾，可见对这个深沉老辣的凶手的重视。当时他正在焚烧满满一本自己“创作”的素描，全都是被捆绑、施虐的裸女，有的上面还写着BTK设计的艺术签名。据BTK被捕后交待，他在脑海里会这样幻想：这些被他杀死的人会在地狱继续充当他的奴隶。这或许就是他绘画并焚烧这些素描的目的。

这基本上是上一季BTK留下的信息。那么回到第二季第一集开头的片段，BTK为什么身着异装，他在卫生间做什么呢？也许他在打磨自己的犯罪技巧，亲身试验自己的绳结打得是否牢固。但我认为更大的可能是他在体验和重温犯罪仪式带来的快感，尤其是性快感。那些衣物，可能就是从受害人身上取下的纪念品，BTK当时可能正在扮演自己的受害者，从自己身上得到犯罪的快感。不过也还有一种可能，BTK是一个异装癖，第一季监狱中有一个叫布鲁多斯的杀人犯，此人因为母亲对女孩的偏好，从小就变成了一个异装癖，从垃圾堆捡回女鞋，最终发展到从女受害人身上砍下整只脚，连着鞋。也许BTK也有类似的家庭背景。接下来，不妨根据本集中唐尼警官的介绍，对BTK目前为止的犯罪历程做一个梳理。1974年的奥特罗家惨案，受害人包括一对夫妻、两个孩子，可能还包括一条狗，剩余三个孩子因为在校读书幸免于难。唐尼认为这是BTK不完美的初次作案。他这样判断是因为他认为，贸然面对这么多受害人，恐怕不是BTK的初衷，而且根据现实资料，这家男主人有过空军服役经历，BTK恐怕也不会想要在男主人在家时冒险。但是比尔一眼发现复杂的打结方式，这至少说明BTK在第一次动手前就蓄谋已久。

BTK的犯罪有一个基本模式，目标女性，掐断电话线，复杂的打结方式，蒙住受害人的头部窒息杀人，或者用手慢慢将对方扼杀，或者用绷带将受害人吊死。果然是“捆绑，折磨，杀害”。 第一次作案后，隔了两个月，BTK给警方急了一封信，详细描述作案细节，使警方确信他就是凶手。主动寄信无疑是一种挑衅方式，他将犯罪当成了一个刺激的游戏，而且他想出名。但是警方没有回信，没有将他的作案细节公之于众，这或许对他形成了刺激，就像第一季第八集中他气得跺脚一样。

我当然不认为是警方的冷处理导致BTK成为系列杀手，但是在接下来三年多，他比较密集地（相比BTK有时大约六年才做一次案）杀了三个受害人：1974年4月，凯瑟琳·布莱特；1977年3月雪莉·薇安；1977年12月，南希·福克斯。 紧接着他再次寄信给警方，似乎在说：这样足够使我出名了吗？此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受害者，63岁的安娜·威廉姆斯，因为外出跳舞躲过一劫。但BTK成功入室，事后给她寄了一封示威和调谑式的信，里面是一首诗和安娜的驾照。

1978年，BTK给KAKE电视台寄信，承认了七位受害者中的六名，不包括凯瑟琳，所以警方不确定凯瑟琳是不是他杀的。凯瑟琳尸体上有相似的绳结，只是她是被捅死的，而且现场有目击证人，凯瑟琳大难不死的兄弟。

如果BTK做了却不承认这起案子，或许是因为他不愿承认不完美的犯罪，对于要通过折磨受害人，在对方缓慢死亡的过程中体验征服快感和无上权威的变态杀人犯而言，将受害人捅死显然不是他所乐于为之。那么这也许是因为案发现场出现了突发情况，因此BTK慌张了。实情如何，不妨等证人现身作证后再说。 第一篇文章剩下的笔墨，我想花在几个FBI的主角身上。他们的私生活，他们的性格，他们的理想以及行事风格的差异。匡提科的管理层发生了变动，罗伯特·谢帕德退休，泰德·甘恩继任。

谢帕德和泰德虽然都是官僚，但两者区别还是很明显。谢帕德保守持重，对新事物的接受非常缓慢，因此行为科学部很不受重视，比尔和霍尔登直接被发配到地下室上班，而且对重型暴力罪犯的行为研究长期只能被当做教学之余的副业。不过那笔巨额经费的确是谢帕德申请下来的，但与其说是他争取来的，不如说是因为各个官僚机构的彼此斗争导致每一方都不想落于人后。但我一直跟霍尔登一样，挺喜欢这个老上司的，可能是因为演员演得太含蓄丰富了吧。 相比谢帕德，泰德激进强势，狼性十足，他放着局长幕僚长的位子不做，主动挑起大梁，要开创，要扩张。行为科学部将在他手下迅速壮大，无论是空间、技术，还是人员。可他注重的并非犯罪科学的进步，而是业绩，结果。他对霍尔登的倚重正因为他也拥有一颗狂热发烧的头脑：“我相信一切伟大的事物都诞生于条理与疯狂之间。”不过从第一集来看，他的正面作用是显著可观的，职责调查被他强拳打了回去，霍尔登放飞的直觉找到了承载的翅膀，难受的恐怕只是格外严谨的卡尔博士了。

谢帕德这个角色可能就此告别了，但我认为这是一个笔墨不多但足够丰满的人物，他的城府，他的保守，他的脆弱，他的含蓄，以及他最后的自白和爆发。可惜的是，他从来没有发觉霍尔登身上的价值，他只相信和自己气味相投的稳重又能干的比尔，霍尔登在他眼里不过一个异想天开、闯祸不断的愣头青罢了。在时代进展面前，这样的人物是可悲的。他对自己职业生涯的概括竟然是一个“熬”字，熬过了战争，熬过了巴尔的摩的苦差，熬过了胡佛的时代，坐到了这个位子，却因为霍尔登一盘剪掉的磁带戛然而止。这份研究，这些材料，在他眼中是轻若鸿毛，因为他意识不到这是一个多么惊心动魄、令人激动的开端。书写历史的笔握在他手上，他竟弃之如敝履。

新上任的泰德比谢帕德的棱角更尖，权欲更裸露，行事如落子，一步一步步履森严，逼得人透不过气，整个人精明得和他的脑门一样，纵横捭阖，上马就将四个属下分门别类，汰选收编。比尔是行为科学部的创始人，泰德上任的第一个早晨，就约他谈话，试探他和自己是否同道。虽然第一个约谈的是比尔，但泰德的谈话重点其实完全在霍尔登身上，他最关心的是比尔是否能够认同霍尔登，让他发挥自己的才能，抑或是狂想。确认了比尔对霍尔登的肯定之后，泰德要做的只是让比尔为自己驾驭霍尔登，别让他脱离缰绳。最后一件事，就是询问比尔对温迪的看法，我相信如果比尔说根本不需要学院的这一套搞法，泰德会立刻让温迪滚回大学。

泰德约谈的第二个人本来应该是霍尔登，这也是他最想见的人，但霍尔登不在，所以第二个见的是温迪，这也可见温迪和她严谨的理论研究在他心中的重要性并不高。对温迪，他首先也是明确对方意愿和自己的方向是否一致，这决定对方是否能为己所用，但最终他的问号还是打在了霍尔登的名字上，他不希望温迪阻碍霍尔登的天赋和行事风格，他只是把话倒过来说了而已，其实重点还是那句“不要压抑他的……直觉”。

泰德煞费苦心给霍尔登创造行动的空间，也是因为霍尔登还太年轻了，不足三十岁，履历太薄。泰德和福特的谈话最有意思的细节是对谈话场所的选择。泰德将霍尔登带到了食堂而非像之前一样在办公室坐谈，轻松平常的氛围意味着他在和这个属下建立亲密关系，想将他纳为亲信。他对霍尔登明确许诺，将为他的实践行动大开绿灯，令对方只管放手去做，而且可以绕过比尔，和和自己直接对话。而且有一句话太有意思了，他对霍尔登说：“我能告诉你一件事吗，霍尔登？坦奇探员、卡尔博士，我喜欢你组建的这支队伍。”说得霍尔登当时就兴奋了。泰德这一针一针的鸡血，一掌一掌的抚弄，让霍尔登接收到的信息是：自己是这个团队中最能干的，而且还是其他人的领导。这当然不光是手腕，但也的确尽是手腕。

泰德的三场谈话笼络住精英人员，又让她们之间形成了相互的掣肘。 等等，还有一个人我们忘了说，格雷格·史密斯。没错，他是上一季后段才加入的存在感很低的菜鸟。但是他的低存在感，恰恰说明写好了这个角色。格雷格是谢帕德安插进行为科学部的眼线，是用来监视其他人的，但是没料到这家伙反成了让自己垮台的封喉一剑。谢帕德利用了格雷格的道德，却也倒在了对方的道德之下。格雷格的眼线功能，团队中的其他三人当然都知道，因此他被刻意地疏远了，做的只是个小秘书的工作。其实他努力想要融入团队，而且有职业嗅觉（对卫校杀手理查德·斯派克文身“生而为魔”的判断）。他将那盒磁带上交只是出于自己过强的道德感而已，他并不想让同事受罪，而且打算跟同事一起受罪（听到泰德宣布职责调查结束，他猛松了一口气）。

泰德约见了其他三人，却没有约见格雷格，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格雷格在泰德眼中，应该只是前任谢帕德的狗腿子和残兵遗子而已，根本没被放在眼里，形同隐形人。但格雷格无疑会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格雷格·史密斯出场面试时，讲了一个自己在黑夜中抓捕逃犯差点被同行击毙的惊险故事，这个故事其实是从约翰·道格拉斯身上掰下来的素材，出自约翰·道格拉斯的回忆录《读心神探：FBI心理侧写术》。约翰是行为科学部的元老，被誉为当代福尔摩斯（第一季使用了这个素材），后来执掌了行为科学部，将之改名为调查支援部，他应该可以算是霍尔登的现实原型。

霍尔登上季结尾在见过又高又胖的高智商连环杀手埃德蒙·库珀之后突发恐慌症，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他为什么会突发恐慌症？为什么去监狱见库珀？ 首先他是没有遗传因素的，所以恐慌症来自于现实中的压力，包括工作上的，和感情上的。比尔、温迪都和他意见相左，他感到自己被孤立了；他为了研究成果所使用的非常手段被当做了他渎职的罪证；比尔还对职责调查员陈述了对他的不满，他感到自己被比尔背叛了；而且那个因为他的直觉和经验而失掉工作的小学校长罗杰的事对他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他有一次恍惚看到罗杰精神失常，邋里邋遢地走在街上，喃喃自语，他无法证明他的判断是准确的，但他的判断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在私生活上他对女友黛博拉的感情经历格外在意，总是充满疑虑，最后又果然发现她和别人有一腿。

这些打击共同作用在他的身上，导致他的人生和事业都一时跌进一个低谷，他的情感变得非常脆弱，他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依靠，但是他又非常需要这些。这时他能去找谁呢？只有那个同样孤独的库珀，只有库珀找了他。库珀看穿了他的脆弱，他问：“你为什么要来这儿，霍尔登？”霍尔登怎么愿意承认内心真实的答案？库珀微笑着，得意地拥抱了霍尔登：“现在，这就是真相。”霍尔登意识到自己竟然在对一个变态杀人犯索求温暖，以及只有这个变态杀人犯在给予他温暖时，他崩溃了，夺门而出，摔翻在地，那些令他痛苦和脆弱的声音在脑海交织成一片，糊化为粥。

我相信福特恐慌症发作的这一段情节也是有灵感来源的，出自约翰·道格拉斯《读心神探》的序言部分。当时，约翰38岁，密度过大的案件咨询和一旦出错将引发的灾难后果使他神经长期紧绷，最后他的精神和身体一起罢工了。他这样描述当时头脑中的幻觉：

我的四肢正被某种利刃肢解，身体的每一个洞孔都被戳穿。我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透不过气来。尖器插进了我的阴茎和直肠，浑身有一种四分五裂的感觉。我大汗淋漓。随后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我职业生涯中所有被我送进监狱的杀人犯、强奸犯和猥亵儿童犯正在将我折磨至死。如今我成了受害者，可我却无力反抗。……医生还告诉两位特工，尽管大家尽了最大努力，我可能还是会一命呜呼。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显示，我的右脑因高烧而破裂，且已有颅内出血。“用外行人的话来说，”医生告诉他俩，“他的大脑已经炸成了碎片。”

总体而言，霍尔登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恋爱中，他似乎有讨好型人格（频频主动跪舔），而且脆弱多疑（询问黛博拉前男友数量的情节），他并不善于调情，对此也从不用心，因为他的心思全在事业之上，黛博拉甚至只能用他关心的案件问题才能和他聊天。在事业上，霍尔登毫无疑问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他毫不掩饰自己进取的欲望和出格的观点，但他毫无疑问是个启发性的研究者，极致的实干家，他从不关心官场的那一套，一心只在罪犯研究一事上。霍尔登生活的单调从他的穿着和家居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他常年西装，没有休闲服，公寓内（注意：说的是霍尔登自己的公寓，而不是他大多数时候留宿的黛博拉的公寓）几乎没有家具，当他回家时，幽微的灯光和旋律性很淡的音乐都在烘托他的性情和生活状态。

霍尔登没有朋友，身患重症只能给比尔打电话，就像之前他寻求安慰竟然去监狱找库珀一样。而且他事后还给比尔写了一张支票作为报酬，显得和人非常生分。他倒是想靠近温迪，但是在祈求对方帮忙时也是小心翼翼地。他的缺点在于虚荣（用非常战术让德维尔招供之后），对他人缺乏信任（怀疑比尔与己争功）。 我们其实可以像剧中的主角对罪犯进行心理画像一样，对主角们进行行为分析。福特两次说到过自己和母亲的事情，如果都是属实，那么可以拿来聊聊。有一次他为了诱导布鲁多斯开口，说了一件童年手淫被母亲撞见的故事；还有一次是让德维尔招供后的酒吧聚会上，霍尔登说自己在大四时，有一次他的母亲问他有没有发生过性关系，他告诉妈妈他不止有过一个女伴，母亲对他说：“这样谁还敢嫁给你呢？”她的母亲很有可能是一个虔诚的教徒，道德感过强，将手淫视为不洁之事，因此才会在大四还格外在意他的性生活，而且当听说他性经历不少后，对他的道德感到失望，对他的婚姻感到消极。当时，母亲看到他手淫多半露出了否定的态度，这对福特的心理可能会造成一定影响。行为科学部中的唯一一个女人温迪·卡尔，是一个隐藏的同性恋，这为她营造了冲突和神秘的成分。比尔和霍尔登可能全都对她有意思，但是比尔可能早就知道她的性取向。温迪在本季第一集和霍尔登在酒吧谈话时，频频望向吧台的女招待，就是因为瞧上了对方。

在研究观念上，温迪和霍尔登差异很大，温迪是学院派，讲究理论和体系，规范和专业，而且她有个特点，从来不亲自面对犯人，这导致她的研究方法有实用性的不足。而霍尔登注重从实践中直接获取经验，相信直觉，不事体系，注重结果和急效，只要有案件他就接。但正如温迪所不满的，他的结论倾向性过强，没有充分的证据使之站住脚。 比尔·坦奇的职业观念算是处在两者的中间点，他既没有温迪那么一丝不苟，也没有霍尔登那么剑走偏锋，介于理性和感性之间。他认识到对罪犯心理研究的重要性，在教学中也给老派的警员们循序渐进地普及这方面知识；行为科学部是他创建的，他之前就一直和温迪有合作关系；同时也是比尔主动将霍尔登拉入伙的。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教学，走上职业化研究的道路，而霍尔登一开始就想到了最后一步：出书！不过，虽然霍尔登的做法他不太能接受，但是他一直在对他妥协和保护，而且慢慢接受。

比尔的家庭问题是一条写得很好的副线，他和妻子领养的孩子有听力问题，而且非常自闭，妻子因为这事非常焦虑。而且他的孩子曾经见过他带回家的犯罪现场的血腥照片。这一集开头部分比尔夫妇带着孩子上教堂，牧师对着众人讲述耶稣受难而后复活的故事，孩子盯着十字架上流血的耶稣，脑海中想的估计就是那些照片。出教堂后比尔鼓励他和大孩子一起玩。这几笔轻轻一撩，其实全是必不可少的细节，埋了好大一个炸点。而且这件家事又和比尔的工作彼此交织，生出惊心动魄的魅力。

第一篇，前言后事，想说的太多，有些芜杂。没说的，之后尽量“优雅地”慢慢说出来吧，希望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如果您觉得本文有用,请顶一顶,让更多人看到.我会更有动力写下去.（第二集长篇分析已在个人公众平台【段雪生】更新，希望您移步检阅，谢谢。）

Note：1. 节选自John E. Douglas 和 Mark Olshaker所著的“Mindhunter”（1996）。2. 本文的许多内容相信会出现在第三季。3. 自己翻译的，中英文水平渣渣请见谅。 （正文）1981年冬天，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正处于漩涡的中心。亚特兰大黑人儿童失踪死亡系列案件在一年半前悄然开始，现在这一系列案件已把这个大城市政治化并使这个国家产生严重的两极分裂。它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也许是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事件。案件调查的每一步都陷入了激烈的争论之中。系列凶杀案1979年7月28日，有人投诉说Niskey Lake Road附近的树林里有一股恶臭，警方接报后搜查发现了13岁Alfred Evans的尸体。他已经失踪了三天。在勘察现场时警方又发现了另一具尸体。他距离Alfred五十英尺远，且尸体部分腐烂。这是十四岁的Edward Smith，他已经失踪7天了。两个男孩都是黑人。验尸官推测Alfred可能是被勒死的，而Edward Smith肯定是被.22口径武器射杀的。11月8日，在一所废弃的学校里警察发现了Yusef Bell的尸体。9岁的Yusef自10月下旬以来一直失踪，验尸确认他也是被勒死的。8天后，在亚特兰大东部的Redwine Road和Desert Drive附近发现了Milton Harvey的尸体。9月初他被报失踪，与Alfred Evans一样，14岁的Milton没有明确的死因。这两个遇害者也都是黑人孩子。但是当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几起案件有任何关联。不幸的是，在一个像亚特兰大这样的大城市里，黑人孩子们在不停地消失，即使其中的一部分孩子被找到，也只是早已变成一具具尸体而已。

又一场追悼会

1980年3月5日上午，十二岁的女孩Angel Lanier在上学途中失踪，校方表示她从未到过学校。五天后她的尸体在道路一侧被发现，尸体被电线捆绑着。她穿着整齐，包括她的内衣，但是她的嘴里塞了一条内裤。Angel是被勒死的，但是验尸官没有发现性侵犯的证据。接着，11岁的Jeffrey Mathis于3月12日失踪。此时亚特兰大警察局仍然没有从这六个失踪或死亡黑人孩子的案件中取得任何进展。亚特兰大警察局认为案件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从而没有认真考虑过部分或全部案件有关联的可能性。但受害人家属并不同意。 4月15日，Yusef Bell的母亲Camille与其他失踪和被害黑人儿童的父母商议后，宣布成立“阻止谋杀儿童委员会”。他们请求官方帮助并承认目前所发生的事情：这类惨案不应该发生在亚特兰大，因为这里是美国南方正在崛起的国际大都会。

“阻止谋杀儿童委员会”在向媒体出示失踪黑人儿童照片

然而恐怖并没有停止。 5月19日，十四岁的Eric Middlebrook被发现死于离家约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死因是由钝力打击引起的头部创伤。 6月9日，十二岁的Christopher Richardson失踪了。 6月22日，8岁的LaTonya Wilson，系列案件中的第二个女孩，在一个星期天凌晨从她的卧室被绑架。两天后，在DeKalb县的一座桥下发现了Aaron Wyche的尸体。十岁的他死于窒息和颈部骨折。 9岁的Anthony"Tony" Carter的尸体于7月6日在威尔斯街的一个仓库后面被发现，面朝草地，身上有多处刀伤。由于现场没有血迹，法医判断此处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警方和志愿者搜寻尸体（1981）

碌碌无为的警方鉴于公众的压力，警方再也不能够装聋作哑，亚特兰大市公共安全专员Brown成立了有50多名专家组成的专案组。然而事态继续恶化。10岁的Earl Terrell于7月31日在Redwine Road附近失踪，该地点靠近发现Milton Harvey尸体的地方。当十二岁的Clifford Jones的尸体在好莱坞路的一条小巷被发现后，警方不得不表示这几起黑人儿童谋杀案可能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直到此时，FBI（联邦调查局）还无权介入任何一个案件，因为这些仍然是地方罪案。 真正的突破来源于Earl Terrell的失踪案件。Earl的家人接到几个电话，说Earl已被绑架。绑匪要求家属支付赎金，以保证他们的儿子会安全归来。来电者表示Earl已从亚特兰大（在佐治亚州）被带到阿拉巴马州。至此这起案件现在演变为跨州的绑架案件，所以FBI此时才有权介入进行调查。但是很快警方和FBI就发现所谓要求赎金是一场骗局。Earl还生的希望逐渐消失，而FBI则不得不退出。

所有遇害儿童

在另一名11岁的Darron Glass男孩于9月16日失踪之后，亚特兰大市的市长Maynard Jackson不得不向白宫寻求帮助，要求FBI介入对亚特兰大儿童遇害和失踪事件进行调查。此时管辖权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联邦总检察官Griffin Bell命令FBI开始调查失踪儿童是否涉及联邦法规。换句话说，绑架罪行是否存在有跨州的性质？此外，FBI在亚特兰大的办事处被要求负责确认这些儿童遇害失踪案件是否相互关联。实际上，白宫对于FBI要求很简单：解决案件并尽快找到凶手。媒体长时间的追踪这一事件，长篇累牍的报道在读者中掀起了一股狂热的情绪。在那些定期出版的报纸上，失踪或者被谋杀的黑人儿童的面孔越来越多，这些都成为人们攻击亚特兰大市政府的借口：这是否是针对黑人进行种族灭绝的阴谋？这是否是3K党或其他类似于纳粹的仇恨团体悄然登上政治舞台的标志？亦或，这只是一个疯狂的个人所做的疯狂的事情，应该由个体犯罪来解释这些黑人儿童的死亡吗？但是最后一种推测似乎是最不可能的。这些孩子以极快的速度成为受害者。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的连环杀人案的凶手都是白人，他们几乎从未杀害过自己种族之外的人。况且连环谋杀是个人犯罪，而不是政治犯罪。

亚特兰大市市长召开新闻发布会巨款悬赏凶犯线索

FBI介入当Roy Hazelwood和我到达亚特兰大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十六起类似的案件，而且都未结案。FBI介入时会有一个正式的名称：ATKID，也被指定为“重大案例30”。在FBI介入这些案件时几乎没有公开宣传，因为亚特兰大警方不希望任何人抢走他们的风头。FBI驻亚特兰大办事处也没有作过更多的努力，因为不想让人们对FBI的期望值太高。

亚特兰大公共安全部专员请求FBI帮助的信件

在找谁作拍档同去亚特兰大的问题上，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Roy Hazelwood。在FBI行为科学部门（Behavioral Science Unit）的所有教师中，Roy做了最多的罪犯侧写（profiling）。他给FBI的学员讲解关于人际暴力的课程，并参与调查与侦破了许多被地方警察部门送到FBI来的强奸案件。在亚特兰大，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确定这些案件是否相关，如果是，动机是什么？我们翻阅了大量的案件档案 ： 犯罪现场照片，每个孩子在被找到时穿着的描述，该地区目击者的陈述，和尸检报告。我们还实地采访了孩子的家庭成员，看看是否有共同的受害者。警察把我们带到了孩子们失踪的街区附近，还带我们勘察了每一个发现尸体的地方。在没有相互沟通的情况下，Roy和我分别进行了心理测试。这是由法医心理学家负责测试的，我们假设自己是凶手，从凶手的角度来描述动机，背景和家庭生活 。负责测试的专家惊讶于我们的结果几乎相同。我们不得不说，我们所做的疑犯侧写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首先，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是类似3K党的仇恨犯罪。其次，我们几乎能肯定罪犯和遇害者一样，也是黑人。第三，虽然许多死亡和失踪的案件是相关的，但并非所有的案件都是相关的。佐治亚州的FBI收到了几个关于3K党可能 参与的线索，但我们不认为这些线索很重要。仇恨犯罪（hate crimes）能一直追溯到这个国家的早期，它们往往是高度公开的，是极具象征意义的行为。仇恨犯罪或其他种族谋杀是一种恐怖主义行为，为了产生巨大影响，它必须是高度可见的。 如果一个仇恨团体针对的是整个亚特兰大地区的黑人儿童，那么警察和公众应该很快能够锁定幕后的黑手。现在几个月都已经过去，这表明3K党并不是FBI要找的对象。在这些案件里，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与仇恨犯罪有关的证据。尸体发现场所主要或完全位于黑人居住区域。一个白人，更不用说一群白人了，如果徘徊这些社区，是很难不被人注意的。警方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没有居民报告说在黑人居住区有发现白人。而且这些区域二十四小时全天候都有黑人在街头游荡或者闲逛。所以即使在夜色的掩护下，一个白人也不可能完全被忽略。这也符合我们的经验，即性杀手倾向于针对自己的种族。尽管没有明显的性骚扰证据，但这些罪行绝对符合性行为。许多受害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他们低龄，外向，混迹街头，但缺乏经验，而且对于自己社区之外的世界想象得相当天真。我们认为，一旦被坏人盯上，这种类型的孩子极其容易受到攻击或被花言巧语所迷惑和欺骗。因为孩子们是被绑架的，所以这个人必须要有汽车。而且我们觉得他必须有一些成人权威的光环。这些孩子中的许多人生活在非常贫困的家庭里。一些房屋甚至没有电或自来水。我们让亚特兰大的FBI探员假扮工人进入这些社区，给孩子们提供5美元来做他的工作。参加测试的探员既有黑人也有白人。社区里孩子们非常渴望生存，他们几乎可以为五美元做任何事情。在FBI测试的同时，我们在这些街区发现了有白人出没。但正如我所说，虽然我们确实找到了这些案件之间强有力的联系，但它似乎并不适用于所有案件。在仔细评估了遇害者的情况之后，我认为这两个女孩可能不是被同一个人杀死。 LaTonya Wilson从她卧室被绑架的方式过于专业化。在这些男孩中，我认为大多数“软杀人（soft kills）” - 扼杀 - 都是相关的。证据的其他方面使我们相信我们面对的不止是一个杀手。一些案件的证据有力表明杀手是受害者家属中的一员。但当FBI局长William Webster公开宣布这一点时，他被媒体大肆抨击。除了这种陈述有明显的政治不正确的问题之外，所有有此结论的案件都使该遇害者家庭将没有资格获得任何由全国各地的团体和个人捐助的资金。疑犯侧写即使我们认为罪犯不会是一个人，我们觉得我们正在面对的至少有一个特定个人，他会持续杀人直到被找到为止。Roy和我的嫌疑人侧写表明，罪犯是一个黑人男性单身，年龄在二十五岁到二十九岁之间。他可能是一名警察，驾驶与警车同类型的车辆，并沿途于那些孩童说自己正在进行案件调查。他会有一只外貌类似警犬的狗，可能是德国牧羊犬或是杜宾犬。他不会有女朋友，年轻男孩会被他所吸引。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强奸或其他明显性虐待的迹象。我想，这与他的性功能不全（sexual inadequacy）有关。他会对这些孩子施展花言巧语。我敢打赌他和孩子们说的那些事会与音乐或表演有关。他有一套很好的说辞，但最终往往无法产生好的结果。在接触交谈中，孩子可能会拒绝他，或者他至少会这样认为，然后他会杀人，而他觉得这样地致人于死地是被迫的。亚特兰大警方筛查了所有已知的恋童癖者和性罪犯，最终得到了大约一千五百名可疑嫌犯的名单。警察和FBI特工走访了学校，对儿童进行调查，问他们是否有成年男性主动接触过他们，并且孩子们没有告诉过他们的父母或警察。警察和FBI还乘坐公共汽车，在公交车上散发印有失踪孩子照片的传单，询问是否有人看过他们，特别是在男人的陪伴下。卧底警察则在同性恋酒吧里闲逛，偷听相关的对话并找寻线索。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我们。并非所有人都乐意让我们在那里调查。在一个废弃公寓里的犯罪现场，一名黑人警察来到我面前说：“你是道格拉斯，是吗？” “是啊，没错。” “我看到了你对嫌疑人的侧写。这完全是放屁！”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在评估我的工作，或只是引用报纸上的话--从来没有过连环杀手是黑人。这不完全正确。我们FBI曾经参与调查和侦破黑人连环杀手案件，但对陌生人下手的案件却并不多。 在那些案件里，遇害者只涉及妓女和杀手他们自己家庭成员。但是在亚特兰大黑人儿童失踪遇害系列案件中，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作案手法。“我也不想在这里，”我说。 “我没有要求过来。” 无论如何，这很令人沮丧。所涉及的每个人都希望案件得到解决，但每个人都希望按照自己方式来解开谜团。除了这是3K党的阴谋之外，各种各样的推测都在浮动，有些推测比其他推测更稀奇古怪。警察发现死亡儿童缺少各种衣物，但没有一个相同。这个杀手是不是在家里装饰自己的模特，就像Ed Gein尝试收集女性皮肤的部分一样？(Ed Gein 美国50年代著名的杀人犯，精神病人，盗尸者，在坟地挖出埋下不久的尸体或者割取出毛发皮肤器官，拿回家作装饰用) 或者原来的嫌犯是否有可能自杀并且一个模仿者已经接替了他？

遇害者家属上街

节外生枝对我来说，第一个真正的突破是当我回到匡蒂科（Quantico，FBI总部所在地）时。在距离亚特兰大约二十英里的一个小镇Conyers（科尼尔斯）的警察部门接到了一个电话。他们认为这个电话可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线索。我听了Larry Monroe办公室的录音带和Park Dietz博士的录音。在成为行为科学部门负责人之前，Monroe曾是Quantico的杰出教师之一。和Ann Burgess一样，Park Dietz被Roy Hazelwood带到了这个单位。他当时在哈佛大学，刚开始在执法界崭露头角。 Park现在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最重要的法医精神病学家，也是我们部门的常客。录音带上的来电者自称是亚特兰大儿童杀手，并提到了最近已知受害者的名字。他显然是白人，口音听起来像一个典型的乡巴佬（redneck），并发誓他“会杀死更多的黑人孩子。”他还在罗克代尔县的西蒙路（Sigmon Road）指定了一个地点，说警方可以在那里找到另外一具尸体。我记得当时房间里同仁们兴奋的样子，但是我还是泼了一盆冷水。 “这不是杀手，”我说，“但是你必须抓住他，因为只要他在那里，他就会继续打电话来胡搅蛮缠，这样会成为我们的麻烦并且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尽管警方兴奋不已，但我对自己的判断充满自信。我不久之前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Bob Ressler和我在英格兰Bramshill 的英国警察学院（the British police academy，相当于美国的匡蒂科）教授一门课程。Bramshill大约距伦敦郊外一个小时。当时的英格兰正在调查约克郡开膛手谋杀案。这位凶手显然是在模仿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白教堂凶手，他殴打并刺杀女性，其中大部分都是妓女。到目前为止已有8人死亡。还有三名妇女设法逃脱，但她们无法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嫌疑犯的年龄范围估计从十几岁开始到五十岁。像亚特兰大一样，整个英格兰都陷入恐慌之中。那是英国历史上最大的搜捕行动。警方最终在全国各地进行了近25万次调查走访。警察局和报纸都收到了“开膛手杰克”的来信，承认这些罪行是他所为。然后一个长约两分钟的录音带被寄到总督察George Oldfield那里，“开膛手杰克”嘲弄警察并承诺再次实施杀人。与亚特兰大的情况一样，这看上去似乎是一个重大突破。录音带在全国各地复制和播放 - 通过电视和广播，免费电话线，在足球比赛的中场休息时间 - 就是要看看是否有人能识别出录音带里那个人的声音。当我们在英国警察学院的时候，我们被告知John Domaille也在Bramshill。他是英国鼎鼎有名的警察和开膛手案件的首席调查员。Domaille被告知两位专长于罪犯侧写的美国FBI专家也在此地，也许我们三人应该聚一聚。所以下课后，Bob和我坐在学院酒吧。当John进来时，被酒吧里的某人认出，然后过去开始和他说话。通过观察他手舞足蹈的样子，我们知道他正在取笑美国的一些人。我对Bob说，“我打赌那是他。” 果然，我们向他打招呼后，John和其他人来到我们的桌子，他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我说，“我注意到你没带任何文件。” 他开始找借口说这些案子有多复杂，不可能在短时间里让我们了解案件的细节。 “很好，”我回答。 “我们自己也有很多案子。我就坐在这里喝酒好了。”这种若即若离的态度引起了英国人的好奇。其中一人询问我们，需要什么背景资料来作一个罪犯侧写。我告诉他从描述场景开始。他告诉我，凶手趁遇害妇女不备时用刀刺或锤击她们。在妇女们死去之后，凶手毁坏了尸体。录音带上，妓女杀手的声音非常清晰。所以我说，“基于你所描述的犯罪现场以及我在美国听到的这个录音带，那不是开膛手。你在浪费时间。”我解释说，真正的凶手不会与警方沟通。凶手是二十多岁或三十出头的男子，他是一个不起眼的独来独往者，对女性有一种病态的仇恨。他是个辍学者。他还有可能是一名卡车司机，因为他可以开着车到处闲逛。他杀害妓女是他惩罚女性的一种行为。尽管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来解决录音带的事情，Domaille说，“你知道，我曾经对你的建议感到担心，”后来他还是改变了调查方向。 1981年1月2日，一名35岁的卡车司机Peter Sutcliffe被逮捕，此后被证实是开膛手。凶手与那个炮制录音带的人并没什么相似之处。这名制造和寄送录音带者竟然是一名退休的警察，最终他与警方达成和解。在听了佐治亚州的录音带之后，我与Conyers和Atlanta的警察进行了交谈。就像在开膛手那个案子里那样，这个家伙的语气嘲弄而且有极大的优越感。 “从他的声音和他说的话来看，他认为你们警察都是笨蛋，”我说，“所以我们可以加以利用。”我建议Conyers和Atlanta的警察们装作一副很愚蠢的样子，玩弄一下那个打电话的人：比如到了Sigmon路之后，搜索马路的另一边，根本忽略那个打电话人所说的。那个人他一定会在看，也许警方会很幸运并抓住他。如果没有，他至少会打电话告诉警方，说警察是白痴，当下正在寻找的地方是错误的。 亚特兰大警方采纳了我的建议。他们公开表示会根据举报的线索，在Sigmon路寻找尸体，但是实际是搜查马路的另外一边。果然，那个人打电话给警方，讥讽他们是多么愚蠢。这时警方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循迹抓住了那个打电话的人。这是一个年长的美国红脖子（乡下人）。为了保险起见，警方还是搜索Sigmon路的正确区域，但当然是没有发现任何尸体。虚惊一场Conyers事件不是唯一的插曲。在警方大规模调查中往往有相当数量的这类无关事件，这次亚特兰大也不例外。在发现最早的尸体遗骸的树林里，警察仔细搜索后找到一本黄色杂志，发现一些页面上带有精液。 FBI实验室从提取下来的指纹中，确认了一个嫌疑犯。这是一个白人男性，驾驶面包车，他是一个专业杀虫驱虫的工人。从表面看，一切似乎都是完美的：对于这种类型的反社会人士来说，从消灭虫子到消灭黑人孩子只有一小步。而且我们已经知道许多连环杀手会回到犯罪现场和抛尸地。警察推测他把车停在路边，看着他所征服的猎物，自慰的同时回忆起狩猎和杀戮的快感。

搜寻现场

这一结局是符合所有人的预期的，从FBI局长，总检察长，一直到白宫。所有人都焦急地等着宣布我们抓获了亚特兰大儿童系列遇害案的连环杀手。警方正在准备一份新闻稿。但是有些事情让我感到不解：一方面，他是白人；另一方面，他的婚姻美满幸福。我认为可能有另一个原因让这个人出现在那里。警方对他进行讯问。他否认一切。警察向他展示了那些粘在页面上的精液。他们告诉他，他的指纹也在上面。“好吧”，他承认，“我正在开车，然后我把那本杂志扔出车外。”但是这也讲不通啊。他正在驾驶，一只手放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放在自己身上，然后他还设法把杂志扔出车窗，还扔到树林里？如果像他那样说的话，他必须有一个像Johnny Unitas（著名美式橄榄球明星四分卫）这样的麒麟臂。那个嫌疑人终于意识到他的交代前后矛盾。于是他说在他的妻子怀孕后，夫妻俩就没有过性生活。但是他没有去找小姐啥的来欺骗这个他喜欢的并且怀着他孩子的女人。他去7-Eleven杂货店，买了这本杂志，然后在中午来到这个人迹罕至的树林里自撸。我开始同情那个嫌疑人了。谁都不是圣人！他做自己的爱做的事情而不打扰到其他人，现在甚至连美国总统都知道他在树林里自撸了！当他们在Conyers抓住那名打电话的冒名顶替者时，我以为事情可以就到此为止。至少我们能够摆脱种族主义的猜测，以便警方集中精力进行调查。但我没有考虑到媒体在这个案件侦破中会起这么大的作用（搅屎棍）。从那以后，我极力确保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诱捕计划我意识到的一个事实是，儿童遇害失踪案件所引起的媒体极大关注和广泛报道，本身就成就了凶手的满足感。我还没想到的是，他会专门针对媒体报道做出反应。媒体极其渴望有新的线索以至于能够抢先发布独家报道，所以他们沿着Sigmon路，重新搜索了一遍警察搜索过地方。虽然记者们一无所获，但不久之后，同样的那条路上另一具尸体被发现：这次是十五岁的Terry Pue。对我来说案子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计划如何抓住罪犯。罪犯正密切关注媒体，并会对他们所报道的内容作出反应。他知道警察不会在Sigmon路上找到什么尸体，因为他没有把它放在那里。但现在他正在展示他的优越感：他能够操控媒体和警察。他表现出他的傲慢和蔑视。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沿着Sigmon路丢弃尸体！他打破了他的模式并开了二三十英里来玩这个游戏。我们知道他正在注视着FBI和警察的一举一动，所以让我们看看我们是否可以利用媒体来操纵他的行为。如果我事先知道这个或考虑过这种可能性，我会想到沿着Sigmon路的区域设伏。但现在为时已晚。我们必须向前看，看看我们当下能做些什么。官僚主义害死人我有几个想法。 Frank Sinatra （美国著名歌手演员）和Sammy Davis Jr. （美国著名黑人音乐家，歌手，演员）来到亚特兰大，将在Omni举办一场慈善音乐会，为遇难者家属筹款。该活动获得了媒体巨大的关注和广泛的报道，我绝对肯定凶手会来参加这场演唱会。问题是，如何从二万多名观众人中找到他呢？Roy Hazelwood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让我们给他一张免费票，”我建议道。像往常一样，警察和FBI驻亚特兰大办事处特工看着我，好像我疯了似的。我解释道，我们可以对外宣布说，因为考虑到会有许多人来看演唱会，所以需要额外的安保人员。我们将为被聘用的安保人员提供最低工资，要求每个申请人必须拥有自己的车辆（因为我们知道凶手肯定有一辆），那些具有某种背景或执法经验的人将被优先考虑。在Omni我们会使用隐藏的闭路电视进行筛选。我们将排除那些女性，老年人等 - 并把注意力集中在年轻的黑人男性身上。每个人都会被要求填写一份申请表，我们会在这些申请表上列出救护车驾驶的经验，以及他们以前是否申请过警察或保安工作，以及所有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嫌疑人资格的事项。我们可能会找到十几个这样的人，然后我们可以与其他证据进行交叉对比以确定嫌疑人。我把这个想法直接向助理检察长提出。问题是，当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处理任何没有在条例中出现过的事情的时候，推拉扯皮就会出现。当我的计划最终获得批准时，那是音乐会开幕的前一天，以至于那时候不可能再有时间去“招募安保人员”。我还有另一个想法。我想要制作木制十字架，大约一英尺高。有些十字架会被送到遇难者家庭，有些会被置于犯罪现场作为凭吊纪念。我们还可以在黑人儿童失踪较多的社区教堂里竖立一个大的十字架。一旦这个做法被公开，我就知道杀手会访问一些地方，特别是偏远的犯罪现场或者教堂。他甚至可能试图拿取其中一个十字架。如果我们对关键站点进行布控监视，我认为我们很有可能抓住他。但是FBI花了好几个星期的讨论之后才同意实施这个计划。然后是一场关于谁来制作十字架的扯皮战 - 应该是位于华盛顿的FBI后勤部门，Quantico的木工店，还是FBI驻亚特兰大办公室将其外包出去？历经千辛万苦，这些十字架终于完成。但是这个时候，案件发展的严重程度已经超过了我们当初的预计。守株待兔到2月份，亚特兰大已经失去控制。各色所谓的“心理学家”或者“精神病专家”蜂拥而至，所有人都给出了他们自己理解的“嫌疑人侧写”，其中很多都是相互矛盾的。新闻界每天都在提出和讨论各种可能性，发布与此案相关的传言，采访与案件有关的人。沿着Sigmon Road发现Terry Pue的尸体后，下一个受害者是12岁的Patrick Baltazar，他被人发现死于迪卡尔布县的Buford Highway旁。和Terry Pue一样，Patrick是被勒死的。同时法医办公室宣布，Patrick身上发现的头发和纤维与之前五位受害者身上的头发和纤维相匹配。这些愈发坚定了我关于这些案件都是同一个杀手所为的想法。法医调查结果得到了广泛的报道。还有使我震惊的是，凶手开始往河里抛弃尸体。因为现在他知道FBI正在检查尸体上附着的头发和衣物地毯等纤维。之前有一具尸体，Patrick Rogers，是12月在Chattahoochee河的Cobb县一侧被发现，他死于头部被钝器重击而引起的致命创伤。Patrick Rogers因为违反校规而被停学，今年15岁，身高五英尺九英寸（约1.75米），体重145英镑。我觉得杀手现在杀人之后，会来到河边抛尸，因为河水会冲走任何的蛛丝马迹。

打捞尸体

我说，我们必须开始监视每条流经亚特兰大的河流，特别是Chattahoochee河，它是与邻近的Cobb县形成城市西北边界的主要水道。但是这条河流涉及几个警局管辖区，所以没有人可以全面指挥布控。当由FBI和重案特遣队人员开始负责组织布控监视河流的时候，时间已经进入到四月份。与此同时，下一具尸体--13岁的Curtis Walker出现在the South River。我并不感到惊讶。紧接着一天之内在Chattahoochee河里分别发现两具尸体，Timmie Hill，十三岁，和Eddie Duncan，二十一岁（为整个系列案件中年龄最大的受害者）。以前的大多数受害者被发现时全身都穿着衣服，而这次不同，三具尸体都已被剥去衣物，以至于警方无法提取毛发和纤维。布控小组监视所有跨越河流的桥梁和潜在的抛尸地。几周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亚特兰大当局正在失去信心，每个人都感觉无从下手。由于没有取得明显进展，亚特兰大警方决定在5月22日上午6点后终止该监视行动。当天凌晨2点30分左右，一名名叫Bob Campbell的学警在Jackson Parkway 大桥下的Chattahoochee河岸处执勤。他看到一辆车开过来，然后在桥中间短暂的停了一次。“我刚听到一声巨响！”他紧张地对着对讲机说。他把手电筒照向水面，看到了涟漪。那辆汽车调转车头准备原路返回。一辆警车冲出来把它截停住。被截住的是一辆1970年的雪佛兰旅行车，司机是一个有着一头卷卷短发的，二十三岁的年轻黑人，名叫Wayne Bertram Williams。他很有礼貌而且非常合作。他说自己是专门发掘歌手的星探，并说他与父母住在一起。在让他离开之前，警察询问了他并看了看他的车。

警方发现Wayne Williams停车抛尸的桥梁

锁定疑犯两天后，二十七岁的Nathaniel Cater 的尸体裸露着出现在下游，距离一个月前发现二十一岁Jimmy Ray Payne尸体的地方不远。虽然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逮捕Williams并获得搜查令，但他被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Wayne Williams很快就意识到警察在跟踪他。于是Wayne Williams带着警方在整个城市进行游逛追逐。他甚至把车开到安全专员Lee Brown的家门口，使劲按响汽车喇叭。Wayne的住所里有一个暗房，在获得逮捕令之前，邻居曾经看到他在后院焚烧了很多照片。Wayne Williams还把自己的那辆车洗得干干净净。

Wayne Williams的父母

Wayne Williams符合罪犯侧写的每一个关键特征，包括他家驯养了一条德国牧羊犬；他一直想成为一名警察，几年前因冒充司法官员而被捕；在那之后，他驾驶着一辆退役的警车，并使用警察扫描仪到犯罪现场拍照。几名目击者回忆起当警察对电话报警做出反应并寻找不存在的尸体时，他们曾经在现场看到过Wayne。他当时在Sigmon Road附近，一直在那里拍照，之后还问警察是否需要这些照片。我们还发现他确实参加过Omni的慈善音乐会。此时FBI并没有逮捕Wayne Williams，但是要求他来FBI办公室接受询问。Wayne Williams表现得很合作，并没有要求律师陪同。根据我看到的询问记录，我觉得审讯没有很好地规划或组织。它太过苛刻和直接。而且我认为，如果不是那样搞的话，他当时可能会露出马脚。询问结束后，我被告知他在FBI办公室里逗留了一阵子，表现得好像他还想谈谈警察和FBI的事情。但当他离开之后，我知道他们永远不会从Wayne那里得到认罪坦白。Wayne同意进行测谎，但事实证明测谎报告帮不了我们多少。后来，当警察和FBI特工获得逮捕令并搜查他与退休教师的父母同住的房子时，他们找到了几本教授读者如何击败测谎仪的书籍。对于Wayne Williams的逮捕令是在6月3日获批的。尽管Williams已把汽车冲洗过，但警方在他家中发现的头发和纤维能将他与大约12起谋杀案联系在一起。这和我所作的“罪犯侧写”一模一样。证据令人信服。乔治亚州犯罪实验室的Larry Peterson检验了案件里收集的毛发和纤维，在Williams的卧室客厅和汽车里采集到的衣物纤维来自于遇害者在失踪时穿着的衣物，同时这些衣物上也附着了卧室客厅的地毯纤维。断章取义1981年6月21日，Wayne B. Williams因被控谋杀Nathaniel Cater而遭逮捕。对其他黑人儿童的遇害调查仍在继续。当逮捕决定宣布的时候，Bob Ressler和我正在弗吉尼亚州Newport News附近的汉普顿酒店里开会。当时我刚从英格兰回来。会上我谈到我参与调查的约克郡开膛手案。三月份的时候，“人物”杂志（People）刊登了一篇关于对Bob Ressler和我的专访。当时我们正在追踪亚特兰大黑人儿童失踪遇害案的凶手。在FBI总部指示我们与该杂志密切合作后，我概述了案件的内容，特别强调我们认为疑犯是黑人的。“人物”杂志的这篇专访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很多关注。因此，这次会议上当我面对五百多人的观众时，有人问我对逮捕Williams有何看法。我介绍了案件的一些背景，FBI对案件的介入以及我们如何提出“罪犯侧写”。我说Williams符合这个侧写，并字斟句酌地说，如果最终发现罪犯确实是他的话，我认为他极有可能要对大部分儿童的死亡负责。当时我不知道提问的人是记者。即使我知道，我想我也会给出相同的答案。第二天，Newport News-Hampton Daily Press在相关报道中只引述我的一句话，“他极有可能要对大部分儿童的死亡负责”而省略了我非常重要的前提陈述。我的这句话被新闻界捕捉到，第二天它就登上所有新闻节目和所有主要报纸而传遍全国各地。亚特兰大宪章报（Atlanta Constitution）的标题尤为耸人听闻--FBI特工说Williams可能虐杀了许多儿童（“FBI Man：Williams May Have Slain Many。”）。我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我们所驻的酒店大堂和我房间外的走廊里都架起电视台的许多摄像机。Ressler和我不得不顺着火灾逃生梯才能离开酒店。委屈事件依然在发酵。在外界所有人眼里，FBI参与案件调查的一名特工未经法庭审判却宣称Wayne Williams有罪。回到匡蒂科（Quantico，FBI总部），我向我的顶头上司Larry Monroe解释实际所发生的事情。他和FBI局长助理Jim McKenzie试图帮助我避免FBI职业责任办公室OPR（the FBI’s Office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对我发起调查。我记得当时我坐在匡蒂科图书馆里。我曾经在那里安静地写下许多案件分析和罪犯侧写。与我们的地下办公室不同，它有宽大的落地窗。现在Monroe 和 McKenzie在这里跟我谈话。他们一直给予我很大的支持。我是唯一一个全职做罪犯侧写分析的人。这段时间对亚特兰大的案件调查消耗了我全部的热情和情感，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而我得到的回报则是媒体的断章取义和进而的无理攻击。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在罪犯侧写和刑事调查分析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们对嫌犯的评估以及预测他接下来可能会做的事而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被证明是正确的。从白宫以下，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们。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我搞砸了或者错了，我们部门将不复存在。我们总是被告知罪犯侧写这项工作是高风险，高收益。我眼中含着泪水，我告诉Monroe 和 McKenzie，我认为这是“高风险，但没有他妈的任何收益。”我说这项工作不值得这么去拼命。说罢，我把案例文件夹狠狠地扔在桌子上。 Jim McKenzie宽慰我说我很可能是对的，他们会想办法帮助我的。就在我最最沮丧的时候，我的父亲杰克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谈到了当年他被布鲁克林鹰队解雇时的心情。他当时也很低落。他一直在努力工作，而且尽力做好，但有时觉得生活中会发生许多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他解释了他如何学会面对生活中的不顺并重新调整他的心情作为第二天工作的动力。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这封信一直放在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五个月后，OPR决定正式发信警告我，声称在人物杂志的文章发表后，FBI就警告过我不要和新闻界讨论任何与案件相关的问题。警告信来自局长Webster本人。但是我没有太多时间去想它，而且无论我对FBI的看法是什么，工作本身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仍然在全国各地出差办案。对Wayne Williams的审判即将到来，是时候振作精神了。世纪审判1982年1月，在持续了6天控辩双方筛选陪审团的过程结束之后，对Wayne Williams的审判正式开始。陪审团主要由黑人组成，九名女性和三名男性。虽然我们认为Williams应该对至少十二个儿童被杀案件负责，但他只被起诉了两起谋杀罪 - Nathaniel Cater 和 Jimmy Ray Payne。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俩遇害者都是二十几岁的成年人， 而非十几岁的儿童。

提审Wayne Williams

Williams的辩护团队由来自密西西比州的Jim Kitchens 和 Al Binder以及来自亚特兰大的Mary Welcome组成。起诉方包括佐治亚州富尔顿县助理地区检察官Gordon Miller 和 Jack Mallard。由于我在案件调查阶段参与了好多工作，地区检察官要求我和他们在一起，以便随时向他们提供建议。于是在审理过程中，我直接坐在起诉桌后面。如果审判放在现在进行的话，我将能够像其他人一样出庭作证。如果陪审团认为被告有罪的话，我还可以出庭评估被告在未来的危险性并就量刑提出专业意见。但是在1982年，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没有被法院承认，所以我只能就指控策略提出一些建议。检察官的大部分证据都来自于Larry Peterson和华盛顿FBI实验室的专家Hal Deadman，他们对遇害者衣物及Williams房间地毯上收集到的毛发和纤维进行了对比分析。虽然Williams只被指控犯有两起谋杀罪，佐治亚州的刑事诉讼程序允许该州引入其他相关案件，这在密西西比州是无法做到的，并且辩方对此似乎没有做好准备。对于检方来说，现在的问题在于Williams态度温和，能够控制自己情绪，侃侃而谈，而且表现得十分友好。凭借厚厚的眼镜，温顺的外表，和细腻的双手，他看起来更像是Pillsbury Doughboy而不是谋杀了许多孩子的连环杀手。在Williams被捕前，他曾向公众发布有关他如何无罪以及他的被捕纯属种族迫害性质的新闻稿。William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会把FBI比作Keystone Kops （美国早期无声片，主角是肥胖而无能的警察），亚特兰大警察比作“Car 54, Where Are You?”” （美国肥皂剧，主角是矮胖挫蠢还惧内的纽约警察）

还未被逮捕的Williams 在住所外自己的车上与警察交谈

检方方面没有人对Williams会当庭露出马脚而抱有什么希望，但我认为他可能会。从他在犯罪期间的行为和曾经发布公开声明中，我认为他傲慢自信，他自认为可以用之前操纵公众，媒体，和警察的方式来操纵审判。未能出庭的证人由法官Clarence Cooper牵头，控辩双方举行了一次非公开会议。会上Al Binder表示他们正在邀请凤凰城著名的法医心理学家Michael Brad Bayless来证明Williams不符合这种罪犯侧写并且根本没有能力实施谋杀。Bayless博士对Williams进行了三次单独的精神方面的测试。“很好，”Gordon Miller回答道。 “你把他带进来，我们将带来一名FBI特工作为反驳证人，他曾经预测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一切。” “好啊，我们想和他见面，”Binder说。Miller告诉他，在大多数审判期间，我会一直坐在起诉桌后面。之后在陪审团的房间里我与控辩双方会面。我解释了我的职业背景，并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对我是FBI特工而不是医生有异议的话，我可以安排一位与我们FBI合作的精神科医生，比如Park Dietz。Park Dietz也研究过这个案子，我有信心他会证明同样的事情。Binder和他的同事似乎对我所说深信不疑。Binder甚至告诉我他的儿子想成为一名FBI特工。事实证明，Bayless博士从来没有出庭作证。审判结束后的一周，Bayless博士告诉亚特兰大日报和亚特兰大宪法报的记者，Williams在情感上有谋杀能力，有人格缺陷，而且在他看来，谋杀案的动机是“对权力和控制的强迫性需求。”他说，Williams“希望我做两件事，其中之一是要么把某些事情从我提交给法庭的报告中去掉，要么就不要出庭作证。”他说辩方遇到最头疼的事情是，Williams坚持自己控制一切。

在严密戒备下的Williams

我发现这一切都非常有趣，因为它与Roy Hazelwood的罪犯侧写高度吻合。但在审判期间，又发生了一件同样有趣的事情。像大多数非本地人在等待开庭一样，我住在市中心离法院不远的万豪酒店。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餐厅吃饭，有位看上去四十多岁的黑人男子走到我的餐桌旁，自我介绍说他是Brad Bayless博士。我告诉他我知道他是谁，为什么他在这里。他问他是否可以坐下来。我告诉他，如果他明天要为Williams辩护作证而我们现在被人看到在一起的话，这就太不合适了。但Bayless说他并不关心这一点。 他坐下来，问我是否对他和他的背景有所了解。那一晚我们聊得很多。我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给他剖析了案情，并说如果他用辩方要求的方式来作证的话，他会让他自己和他的职业生涯难堪。当Bayless起身离开桌子时，他握着我的手，说他真的很想来匡蒂科学习我们的课程。我眨了眨眼说让我们明天见。第二天在法庭上，Brad Bayless博士没有出席作证。他已经返回亚利桑那州。在辩方那一边，Binder抗议“公诉方滥用权力”，对陪审团抱怨说控方如何吓跑他的专家证人。我发誓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但我认为，真正发生的转变是Bayless博士自己。他是个正直的人，不愿被任何一方当枪使。法庭交锋轮到控方开始举证的时候，Hal Deadman和Larry Peterson出场了。他们在确认头发和纤维证据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他们证据背后的原理是非常复杂而高深的东西。关于这种地毯纤维如何在这个方向上扭曲，并且有时在另一个方向上扭转，如何对陪审团通俗易懂地讲解这些理论性很强的东西并得到他们的理解认同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最终，他们把来自所有十二名受害者衣物上的纤维与Williams的紫罗兰色和绿色床罩相匹配，其中大部分纤维与Williams卧室的地毯有关，大约一半的纤维与客厅的地毯匹配，而且遇害者身上所发现的动物毛发与被告驯养的德国牧羊犬身上的毛发相一致。当轮到辩方发言时，一个英俊而迷人的看起来像肯尼迪那样的人从辩方坐席那里站起来，对陪审团微笑着反驳了Deadman的证词。当控方开会总结一天的辩论情况时，每个人都在嘲笑这个来自堪萨斯州的家伙，说他所说的完全没有说服力。然后控方对我说， “你觉得怎么样，约翰？” 由于我在法庭上一直观察着陪审团，我完全清楚怎么回事。我说，“让我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可能会输掉这场官司。”他们感到十分震惊，这是他们最不愿意听到的一句话。“你可能认为他没有说服力，”我解释道，“但陪审团相信他。”我知道Hal Deadman在谈论什么，我仍然觉得让陪审团理解这些证据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辩方证人的论述可能过于简单直接，但他们所说的更容易被陪审团认同。

坐在被告席上的Wayne Williams

虽然他们没有说出口，我知道控方都认为我是一坨屎。他们开始考虑放弃我。好吧，我有大量积压案件等着我去处理，比如我正准备参加对Mary Frances Stoner谋杀案的审判。我也有个人问题需要解决。由于我长期出差，我的婚姻出现了问题。我一直都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心力憔悴，身心疲惫。我打电话给Larry Monroe告诉他我要回家。我刚到家不久，我就收到一条消息称控方会改变策略。那些检察官们开始认为我所说的一些事情正在发生。他们希望我回到亚特兰大继续帮助他们质询辩方证人和疑犯。所以两天后我又回到亚特兰大。现在控方更愿意寻求外界的建议。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惊讶的是Wayne Williams决定自己站出来，而这正如我所预料的。他的律师Al Binder对Wayne Williams进行了质询。当Al Binder问问题的时候，他看起来就像是一条充满斗志的鲨鱼，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绰号叫“大白鲨”的原因。他一直向陪审团灌输同样的观点。 “看着他！他看起来像个连环杀手吗？看着他。站起来，Wayne，”他说。Binder让 Williams 伸出双手。 “看看他的双手是多么柔软。你认为他有力量杀死人吗？或者用这双手掐死一个人吗？” Binder在陪审团面前如此这般地表演了两天。Williams心领神会，配合着辩方展现自己：Williams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是一个受种族偏见迫害的无辜受害者；这个国家这个司法系统只是需要快速地找到一个“罪犯”，而他就是牺牲品。

Wayne Williams 小时候的照片

因此，控方的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对他进行盘问？策略轮到地区助理检察官Jack Mallard出场了。他有很好听的南方口音，声音低沉，语速缓慢。虽然我没有在法庭程序或证人举证方面接受过任何正式培训，但我有一种直觉应该怎么去做。我问自己，什么会让我心烦意乱？我知道如果我在被一个知道我做案细节的人质疑时，我会心慌意乱，不管我试图让他相信什么。我对Mallard说，“还记得以前有个电视节目叫“This Is Your Life”吗？”你必须和他站在一起，你必须让他屈服。因为他是一个强迫症者，过度控制自己，对自己有极其严格的要求。为了摧毁这种刚性，你必须保持对他的压力，通过检视他生活的各个方面来维持这种紧张，甚至质问那些看上去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比如他就读的学校。坚持下去。当你准备要剥下他面具的时候，你必须像Al Binder那样和他有肢体的接触。对辩方有利的就是对控方有利的。向他靠近，侵入他的空间，让他措手不及。在辩方有机会反对之前，低声问他：“当你杀了这些孩子时，你有没有恐慌，Wayne？”

法庭交锋

这就是Mallard所做的。在头几个小时的盘问中，他根本无法撼动Williams。即使Mallard抓住了Williams的一些前后矛盾的回答，但Williams仍旧表现得出奇平静，“怎么可能是我？”Williams反问。一头灰发，穿着灰色西服的Mallard有条不紊回顾了Williams的整个生活，然后在正确的时间，他走近Williams。Mallard把手放在Williams的手臂上，在用一种慢条斯理的南乔治亚州口音说：“它是一种什么感觉，Wayne？当你用手指紧固住受害者的喉咙时是什么感觉？你觉得慌张吗？你感到恐惧吗？” Williams用微弱声音回答说，“不。” 然后他抓住了自己，愤怒到了极点。他指着我尖叫到，“就是你，正在尽力使我符合FBI所谓的罪犯侧写，我不会让你得逞的！”辩方一下子变得手足无措。Williams开始发狂，咆哮着吼道“FBI是暴徒”并咒骂控方检察官团队是“傻瓜”。但这正是审判的转折点。陪审团成员后来自己这么说。他们张大嘴巴盯着Williams。他们第一次看到了Wayne Williams的另一面。他们看到Williams在他们眼前极具攻击力而又失态的样子。他们终于理解他有能力实施暴力行为。在法庭这样的公开场合暴怒后，我知道Wayne现在唯一的取胜机会就是再次换取陪审团对他的同情。我轻拍Mallard的肩膀说：“你看，杰克。从今天起一个星期，Wayne会生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了一周的时间长度，但正好一周之后，审判被中断了。Williams因肚子痛被送往医院。然而医生发现他并没有任何问题，就放他出院了。轮到Williams的律师Mary Welcome向陪审团陈述，她举起了一个顶针问陪审团：“你是否会让一小撮证据证明这个男人有罪？”说罢她又拿起一块绿色的地毯，说这是一块多么普通的地毯，你怎么能因为他有绿地毯而定罪这个人？那块地毯正是Mary Welcome在自己的办公室使用的。所以那天我和一些FBI特工去了她的律师事务所。我们在她不在的时候走进她的办公室，收集一些地毯纤维。我们将它们带回来并由专家放在显微镜下观察比较，并向检方提供证据，证明她办公室地毯的纤维与Williams家中的地毯纤维完全不同。（未完待续）

豆瓣8.8分，专业评价盛赞“沉稳克制的叙事节奏进一步凸显了犯罪背后人性的幽暗与复杂”——但打开评论区，一堆人在骂闷、慢、没高潮。两边我都看完了，结论：骂慢的人，可能真的没看懂大卫·芬奇在干什么。第二季主线是亚特兰大儿童谋杀案，22个黑人小孩被杀，警察抓了又放，放了又抓，最后定罪的韦恩·威廉姆斯只算了两起谋杀，其他全是悬案。芬奇的处理方式是：不渲染强烈视觉冲击，不搞反转，甚至不让主角破案——全程就是开会、查资料、探访死者家属、跟地方官僚扯皮。最“刺激”的戏份是审讯杀手，结果杀手全程面瘫，霍顿被怼得哑口无言~但这就是FBI行为分析部门的真实工作啊。他们不是神探，第一季能跟“女学生杀手”埃德蒙·肯珀谈笑风生，第二季就被亚特兰大的现实狠狠扇了耳光。芬奇用大量枯燥的对话、漫长的车程、压抑的室内戏，强行把观众按在1979年的闷热夏天里，让你感受那种无力感。专业评价那句“沉稳克制”不是客套话——是真敢这么拍。观众分化不奇怪。有人觉得“拖沓”，因为习惯了犯罪剧每集死一个人、主角光环闪瞎眼的节奏。但《心灵猎人》第二季根本不是破案爽片，它是一部关于“如何逼近真相”的纪录片式剧集。韦恩·威廉姆斯到底是不是真凶？剧里没说死，只给你一堆互相矛盾的证据：DNA匹配但唯一性存疑，死者有挣扎痕迹但毒理报告对不上。芬奇直接把自己对司法系统的怀疑扔在观众脸上。整季最惊艳的一场戏，是霍顿和坦奇去拜访亚特兰大当地社区领袖，对方平静地说：“你们白人联邦探员根本不懂我们黑人社区的痛。” 那一刻，行为分析学第一次暴露了阶级和种族盲区——罪犯心理能画像，但社会系统性的病态没法用审讯技巧破解。所以别怪节奏慢。慢，是因为真相本身就黏稠、沉重、带着血。芬奇用每一帧压抑的画面告诉你：犯罪心理学不是万能的，它甚至可能沦为权力的工具。这（顺便说，那些说开放式结尾不满的，建议去了解一下真实案件——现实比剧里更操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