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天午后

1972年8月的一个下午，布鲁克林的某个街区，三个年轻人陆续走出汽车，前后脚迈进路边的一家银行。这是电影《热天午后（Dog day Afternoon）》正片开始的一段。之前，伴随着轻快的摇滚乐，是整个纽约的扫描——藤椅上纳凉的老头们，跳进游泳池的小男孩，扶着冲击钻的建筑工人，…，一个肥胖的女人带着两个孩子走出商场，她在后面还会出现的。 艾尔.帕西诺饰演的桑尼，《教父》里的二哥饰演的萨尔，还有一个男孩叫杰克。当萨尔坐在银行经理对面并从箱子里拿出枪时，门口的杰克对桑尼小声嘀咕：“我们是不是应该带小一点的枪？”“枪已经亮出来了，你居然还在考虑这个问题！”。看到这里，基本上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糟糕的一个组合。可笑的还在后面，当桑尼手忙脚乱的从盒子掏出他的长枪时，杰克居然提出来要回家！“走吧走吧”桑尼也无可奈何，“嗨，把车钥匙留下”，“那我怎么回去？”，“你可以坐地铁”。 接下来是更让人昏倒的场面。女雇员战战兢兢地打开保险柜，她不是因为被枪指着，事实上，桑尼象拿把雨伞一样随意提着枪，而是因为保险柜里只有1300多美元！运钞车刚刚把钱提走！而这时的萨尔才让人看到他的本来面目，他不知所措地看着桑尼，一句话也没有。 桑尼接下来的行动多少让人对这伙劫匪有了点信心。他指示出纳的女主管把柜台抽屉全打开，所有现金，包括旅行支票都拿出来。拿的同时还避开暗藏的报警装置和专门哄劫匪的假钞，得意对她们说，我了解所有的规矩，学着点，以后你们抢银行也用得着。这里面有个小细节，女主管指责他满嘴脏话，能不能少说点？他怔怔地呆了会，当女主管走到他前面时，这才嘴巴里嘟噜着：“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天哪，这是我们熟悉的银行劫匪吗？ 桑尼不老练的打劫营生紧接着就露馅了。他自作聪明把账簿烧掉，还没烧尽就扔进垃圾桶，于是点着其他纸张，直到顺着排风口排出的浓烟招来对面好奇的保安，他才发觉。而当他们准备带着那点可怜的收入撤离时，门口已经围满了警察和好奇的路人。 这时，银行的黑人保安哮喘发作。桑尼思考了一下，把他放出去。但是当老黑人走出银行，却被一拥而上的警察当劫匪给按到警车上。桑尼和女主管一起对警察喊，他是人质！警长莫瑞提事后给了个很牵强的解释，是你说里面都是女人质的。这实在经不起推敲，连他自己都觉得说不过去。 银行经理是个胖老头，一直都很镇静和配合。他对桑尼说，你可以把我当最后的人质。而桑尼说，看来你是个好人，记得“阿提卡”吗，警察不喜欢报纸上登出带孩子的妇女被干掉，要是扣了你，还不知道警察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呢，他们干得出来——这是影片里第一次出现“阿提卡”。 随后，桑尼举着白手绢出去和莫瑞提谈判。“别骗我了，嗨，亲我，别人骗我时我就喜欢让他亲我”“要不是那些记者，你们肯定早打死我们了”“记得阿提卡吗？！”这时人群开始骚动，本来是看热闹，没想到会被这小个子男人吸引住，一手叉腰一手拿着手绢，居然有点贵族派头。 “把枪都放下，你们这些警察”，“阿提卡，阿提卡！”突然间，作为曾经的银行职员、越战退伍兵，他所有被压抑的愤怒和激情火山一般喷发出来，松开纽的衬衫袖口象战袍一样鼓动。而围观的群众也跟着有节奏的喊着“阿提卡，阿提卡”，并逐渐和警察推搡着。只这瞬间，从一个现役的劫匪，桑尼成了英雄！艾尔.帕西诺激情四溢的表演让人有热泪盈眶的冲动，即使作为被商业动作片惯坏胃口的观众，此时也跟着看英雄了，浑然忘记刚才是怎么嘲笑这帮蠢材的。 这里要岔开正题说说“阿提卡”。 1971年9月，纽约州怀俄明县的阿提卡监狱，爆发了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监狱暴动。共死亡43人，包括32名囚犯和11名人质。 阿提卡有2254名囚犯，54%是黑人，9%波多黎各人，而三百八十多狱警全是白人，很多都是种族主义分子，这点从他们把警棍叫做“黑鬼棒”可以看出。囚犯每周只有一桶水洗浴，一个月只有一卷手纸和一块肥皂，劳作一天只有25美分，稍有违规便遭到毒打并关禁闭…。他们不堪虐待，向一名锐意改革的州教养官员奥斯瓦德递交一份申请——洗浴权、职业培训权、减少监视等等，在未发现有效措施的实施后，因为一些现在也讲不清的各种情况下，囚犯们占领监狱，控制了几十名狱警作为人质，开始与政府谈判。 当然是谈判无果，而官方也失去耐心，包括当时的洛克菲勒州长也拒绝和囚犯面对面交涉。在种种混乱中，警方放弃谈判，在炸弹和瓦斯的协助下，几百名荷枪实弹的国民警卫队冲进监狱，向囚犯开火…… 事后报纸报道，很多人质是被囚犯在警方冲入前就杀死了，而且有个人还被割掉生殖器塞到嘴里！但是据法医鉴定，所有死亡的人都是死于枪弹。而有枪弹的只有国民警卫队！有报告称：很多人是在投降后或已经丧失反抗能力的情况下被开枪打死的。死亡者家属事后也仅仅收到一份死亡通知的粗糙的电报。 再回到正题。 不得不说，警长莫瑞提是个厚道人，虽然他居然不晓得带来的警察是不是自己人，导致另一队人马在后门爬楼逼得桑尼乱放一枪，场面混乱令人发指。但是警匪之间还是建立了点信任。所以桑尼要求一架直升机和喷气式分机。莫瑞提说直升飞机降不到这街区，桑尼也爽快的答应换辆汽车吧。桑尼甚至还很不好意思地提出要见一见自己的太太。 然后桑尼就和萨尔商量咱们去哪个国家呢？萨尔居然说“怀俄明”，而那些似乎已经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人质们后来还商量去荷兰。只有桑尼，说我们去阿尔及利亚吧。在阿卡提的谈判中，也有囚犯提出要去一个“非帝国主义国家”。 桑尼的太太被警察接来了，是个男人！原来，桑尼抢劫银行的初衷就是给他这个“太太”做变性手术。 这时候，我已经准备好情绪等待一场感人肺腑的爱情道白了，然而，“太太”里恩却昏过去了。再醒过来的时候，却是在警方的威胁下给桑尼打了个电话，一边说你快把我逼疯了，逼得我要自杀；一边说你跟警察说说，你们抢银行跟我没关系，否则他们要控告我是同谋。——这个亵渎爱情的家伙！ 沉默到现在的萨尔也来凑热闹，你跟电视记者说说，只有你是同性恋，他们居然说一对同性恋去抢银行！我可不是！ 而原来支持桑尼的群众也开始分化，有诅咒变态的，大声咒骂屁精的，也有新加入进来的同性恋支持者。 桑尼都快要崩溃了，他对银行经理说，我外面要应付警察，回来还要安慰你们，你以为这营生好过？要不你来试试看！，好像他变成家长或者企业里殚精竭虑的当家人一样。——这世界可真够荒谬的。 这时，桑尼想起他真正的太太，于是挂了个电话过去，开头说的那个胖女人接了电话。她絮絮叨叨抱怨着，哭诉着。本来桑尼和观众都在期待着能说点体己话，可这女人就根本不会给这机会，逼得桑尼火冒三丈，而那胖女人哭得更凶，话也更多，已经没力气的桑尼只能挂掉电话，睁着双空洞的大眼睛什么也没看，就是我们熟悉的艾尔.帕西诺的那双空洞又深不可测的大眼睛。 义无反顾的桑尼之后又回绝了母亲的劝降，留下了遗嘱，银行经理和女主管见证：1万美元的保险5000给里恩——他唯一爱过的男人，去做变性手术；剩下的给妻子——他唯一爱过的女人，和孩子。然后他们拉着人质一起上了来的汽车。汽车司机是个黑人，本来桑尼要他开车，都差不多说好了，黑人突然说一句：你要干就干白人（white meat）。桑尼不知那根筋搭错，换回来已经接管现场的FBI指派的司机，当然那司机也是FBI。 在肯尼迪机场，坐在后排的天真的萨尔居然会再一次听从司机的劝告，把枪指向车顶，得到的回报是洞穿额头的一颗子弹，而桑尼，满以为就要拥抱阿尔及利亚了，还后悔没要求在飞机上准备点汉堡皮萨，此时也成了阶下囚。他无比悔恨得看着担架上萨尔的尸体，之前还亲密无间的人质在被解救后看也没多看他一眼。深夜的肯尼迪机场人声嘈杂，引擎轰鸣，桑尼的心却孤凉晦暗得象深海的海水……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1972年的纽约，桑尼的原型约翰被判入狱20年，实际上他只服了7年刑就出来了。当然那1万美元的保险也没拿到。 1975年，导演西德尼.鲁梅特根据一则报道触发灵感，拍摄了这部帕西诺认为是自己最好的表演的电影。有评论说，这部电影反映了美国70年代的“时代精神”。 时代精神？威廉.曼彻斯特在他的书中给尼克松执政的这段时间冠以“分裂的合众国”的名称。学生运动、女权运动、黑人民权运动…故事发生前的那段时间大概是美国运动最多的时代。人们眼花缭乱，根本来不及消化应接不暇的变化。人类是登月了，越战的泥足还没拔出，曾经的反共急先锋尼克松和中国共产党握手，之后的水门事件…。这是一个伟大到混乱的时代。人们对一切产生怀疑，家庭、宗教、民主政权，这些美国人引以自豪的价值根基，全部开始崩塌。象电影里的银行经理，居然会忍不住也要“f**k”，之后向女下属道歉；象那些围观的人群，稍微煽动一下就敢和警察冲突，然后被塞进早准备好的大厢车；象那个女主管毫不犹豫的甩掉警长的手，说我的姑娘还在里面呢，我不会跟你走的。…… 这电影里的每个细节都暴露出人群和权力机关的对峙关系，人们对传统观念的怀疑态度。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为什么？“受伤的还有美国公众对总统职位的尊重，因为它使美国进入了战争；美国公众对国会的尊重，因为它曾经不断为这场战争拨出巨额款项；美国公众对法院的尊重，因为它没有裁决这场战争不合宪法；美国公众对民主制度本身的尊重，因为，事实证明在影响决策者方面，它实际不起作用”（《光荣与梦想》商务版1816页）。 然而，也是同一本书里说，美国“为变化本身而崇拜变化，把变化和进步看作是同一回事”。 7年后，虽然“桑尼”没有搞到保险金，却从电影中收益7500美元，他给了“里恩”2500美元去做手术。1987年，早已成为伊丽莎白的“里恩”死于艾滋病引发的肺炎；而约翰，在2006年死于癌症。 2004年，阿提卡监狱死难者家属获得纽约州的1200万美元安置费。

    电影一直是一面社会的镜子，透过它，可以反射出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电影才成为各种学者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重要文本，同样是因为这个原因，一百多年的电影史上，才诞生了众多优秀的电影社会学家。    所谓电影社会学家，其实就是那些用胶片上的画面，用心中的故事来，用电影，来记录当时的社会形态的电影创作者们。简单的说，任何时代产生的电影，都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创作理由，不论影片的类型是什么，也不管采用了多么先进的技术，更不管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多么超现实的故事，它终归是当时时代的反映，后代的人们，通过看当时的电影，往往能更贴近那个时代，体会那个时代的温度。电影，成了一种史料。    西德尼鲁迈特就是一位出色的电影“史家”，或者说电影社会学家。我记忆中此前看过他的唯一一部影片是《12怒汉》，看过之后惊为天人，90分钟的影片，几乎所有剧情都集中在一间屋子里进行，12个人物性格各异，表演出色，剧情紧凑，尽管全部都是对话，但一点也不会让人有看不下去的感觉，他们为观众奉献了一次酣畅淋漓的影史经典群体演出。更难能可贵的是，这部西德尼鲁迈特的导演处女作，一问世就问鼎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而此后第二个用处女作捧走金熊的，就是三十年后张艺谋的《红高粱》。记得当时我还借着看过《12怒汉》之后的热情，一鼓作气写了一篇超过1万字的影片分析，把全片细分到每个镜头进行研究，在着实受益匪浅的同时，我也深深的记住了西德尼鲁迈特的名字。    在此后的疯狂收碟生涯里，有一些导演的片子我是看到必收的，西德尼鲁迈特就是其中之一，这些年，陆续收到了他的《纽伦堡大审判》、《12怒汉》、《冲突》、《东方快车谋杀案》，还有我今天看的这部《热天午后》。（一直在找那部《电视台风云》，希望很快能收到。）    鲁迈特特别喜欢反映现实，并且戏剧冲突非常强烈的题材，并且他也有能力能驾驭得很好，始终紧紧抓住观众的注意力。《热天午后》开始就是一幅非常平常的1972年纽约布鲁克林区的景象，在一件银行的门口，几个年轻人若无其事的东张西望，然后陆续走进了银行，银行里的工作人在准备下班，一切都显得很正常，也在意料之中――一场打劫开始了。    桑尼和朋友沙尔是这场抢劫的主角，当他们打开保险柜的时候却发现里面没有多少钱，大失所望正准备离去的时候，警察赶到了，并把他们团团围……此后的100多分钟的剧情又是完全围绕桑尼和警察之间展开。随着剧情的推进，我们开始了解桑尼的性格，他的人生，他生活中的苦难，以及他为什么要来打劫：原来他承担着全家的生计，同时他还是个同性恋，他为了让自己的“爱人”去做变性手术，才决定开始这次冒险。桑尼的命运成了我们最为关注的东西，这场对峙的结果究竟会怎么样？这个疑问一直悬在我们的心头直到影片的最后一分钟。    在这部影片中，除了年轻的阿尔帕西诺无比迷人的魅力和惊人的演技值得称道之外，我觉得最吸引我的，还是影片中所表现出的当时社会背景，这些信息不仅是我们研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社会非常有价值的资料，更能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正从越战的泥沼中艰难抽身，举国上下对政府普遍不满，很多参加过越战回国的老兵无法得到很好的安置，社会问题严重，贫富差距拉大，人们的思想混乱，然而绝大多数人依然是虔诚的宗教信仰者，整体而言，人们对政府是一种不信任下的抵触态度，桑尼的抢劫银行的行为就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桑尼才成了众多围观人群的英雄，他们为桑尼敢于挑战政府，对抗秩序而鼓掌叫好，那几个被抢银行的职员也并没有将桑尼看作是对立的，他们虽然也害怕，但更多的是坦然，因为相比桑尼的抢劫行为，政府的失信让他们失望得多；相比每天遭受现实的折磨，他们甚至更愿意死在桑尼的枪下。所以他们对桑尼是友好的，有那么一二刻，我甚至觉得他们害怕的并不是桑尼，而是外面的警察，桑尼不会射杀他们，而外面的警察却会。然而，当桑尼抢劫银行的目的曝光后，他的英雄的形象彻底崩溃，虽然有同性恋团体大力支持他，但是更多的人却报以鄙夷的嘘声和侮辱的嘲讽。桑尼在对抗政府的层面上是个英雄，但当他违背了比整个国家机器更为高级的宗教伦理层面的时候，他就彻底的遭遇了失败。    当我们能从一部优秀的电影中读解出当时的社会图景的时候，那是一种幸福和幸运。很多时候，书写虽然不是用文字，也一样能流传下去，就好比即便有些朋友路过这里，看到我这篇文章而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我也一样能感觉到，你曾经来过……

当桑尼在银行柜台前擦汗大喊“阿提卡！阿提卡！”时，阿尔·帕西诺的眼睛里同时盛满了绝望和表演欲。这个镜头让我头皮发麻——他明知自己是个失败者，却依然渴望被看见。豆瓣8.7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获奖——这些数据背后藏着一个残酷的真相：桑尼的故事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他多聪明或多疯狂，而是因为他太普通了。1972年布鲁克林的真实劫案，改编后依然保持着那种粗粝的纪实感。吕美特用近乎纪录片的手法，把镜头怼在帕西诺脸上，拍他汗如雨下、语无伦次，拍他对人质说“对不起”，拍他对着电话那头的恋人喊“我爱你”。桑尼为了给变性恋人筹钱去抢银行，结果警察、FBI、围观群众甚至人质都成了这场闹剧的共谋。他以为自己在对抗世界，其实世界只是在消费他的挣扎。帕西诺贡献了一个让人又笑又哭的表演——那些歇斯底里的台词、抽搐的嘴角、突然的沉默，把一个底层小人物在体制碾压下的狼狈和尊严演到了骨子里。最让我动容的是桑尼和人质的互动。那个叫西尔维亚的女职员，末了居然在帮他跟警察讨价还价。这不是斯德哥尔摩，这是两个底层人在绝境里抱团取暖。吕美特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居高临下地批判谁，只是冷静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像布鲁克林下午六点钟的太阳，热得让人想逃。约翰·凯泽尔演的塞勒全程几乎没几句台词，但那双眼睛比任何台词都沉重。这是他和帕西诺继《教父》后的第三次合作，也是一次——他两年后因骨癌去世。有意思的是，银幕上那个沉默的、懦弱的、最后被一枪爆头的同伴，仿佛某种预言。看完电影我坐在沙发上很久没动。桑尼最后被押上警车，人群欢呼，他抬头看了一眼天空。那个表情我永远忘不了——不是愤怒，不是悲伤，是一种奇怪的解脱。他终于从这场十二小时的噩梦里醒过来了，但现实会比噩梦更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