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审判

上个世纪60年代，一群美国电视人全世界首次全程记录了纳粹战犯Eichmann的审判。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70周年之际，BBC的英国电视人们拍了这部致敬前辈的'电视剧'。这是一个给电影电视人的故事，向影像的力量这一理想致敬的故事。这更是一段极好的警示今人的历史。 Milton作为制作人，关心整部纪录片的成本、收视率和收入。而作为导演的Leo更侧重影片的人文关怀，社会意义。纪录片不只是记录，更要盈利。但是在盈利之外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记录的同时它们传递了信息，增加了真实，开启了对话和反思。所以一部讲述纪录片拍摄过程的故事，不只是一个电视人电影人的故事。这个过程中，观众是不可或缺的演员。记者和观众们是选择加加林登月，古巴进攻猪猡湾，还是对纳粹战犯的审判？观众们选择什么样的节目，为什么样的电影解囊，直接决定了影像界的人们如何呈现他们的作品。所以在我们抱怨电影电视节目的水平每况日下的同时，也应当反思，我们的社会是否培养了足够的观众群，对于电视电影有高于娱乐的诉求？ 一段影像，是给所有人的故事。它可以以一种更直观，却也更潜移默化的方式，开启一个社会对于一个难以讨论的话题的交流和反思。上个世纪60年代，世界大战的创伤尚未愈合，冷战的肃杀寒风又呼啸而过。犹太人族群之外的很多人还处在对大屠杀的真实性加以怀疑的状态。“如果我能够想象出那样的事情，我都可以去好莱坞了。”剧中一位集中营幸存者如是说。的确，当一件事太过恐怖残忍，超出了我们的理智能够接受的范围，人类的第一反应就是否定。外人觉得难以理解。受害者觉得往事不堪回首。加害者则更难以主动认识错误。面对历史实在是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随着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越来越多地接触到那段历史，比如这场全世界播放的重要审问，慢慢地，脑子总会去想，嘴巴会开始去说，痛苦的眼泪被分享，尘封的心灵会打开。有些伤口永远不能愈合。但是这样的环境，容易让人们拥有站在一定的距离去看那段历史，去剖析的勇气。唯有这样，才能在历史被忘记以前，及时地去面对那些残酷的真实，去问那个困难的‘为什么’。 是社会共同的努力，造成了今天整个欧洲不论是学术界，媒体，还是普通群众对于历史难能可贵的自省和认识。 导演Leo多次被问及，为什么那么执着，一定要拍摄到Eichmann在精神上被打败的镜头，为什么一定要体现他不动于衷，冷酷无情外表下的人性？如果他就是个恶魔，我们的电视节目一样可以卖座。而且至少我们让全世界听到了犹太人们的声音。Leo的坚持在道理上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只有体现出Eichmann潜藏的人性，观众们才能最直观地意识到，恶魔般的行为是由人做出来的。才能意识到任何一个人其实都有可能走上同样的道路。只有点出这个危险性，才能对世界真正起到警醒的左右。妖魔化他人是对自己的潜在危险的最好开脱，更是对自己实施恶性的最好辩护。或许基督教提出原罪在道德规范上也有类似的警醒作用。因为知道自己是生来的罪人，是会犯错的，所以对自己的行为更有批判能力，所以自省。而所谓良知，则首先必须源自于自知。在新加坡遇到的很多虔诚地去教堂的朋友，确实比周围很多其他人更密切地关注自己的行为和内心，更注重于让自己的心性和行动得到修养与成长。今天，在网络的助力下，大众媒体的受众越来越广，拥有话语权直播权的个体、组织也越来越多。各种势力也充分利用着这新新拓展的力量。从散播恐怖的处决被劫持人质的视频，到教唆极端意识形态的各种网络发行物。提醒着我们，恐怖和暴力从来没有远离过人类社会。在这样的时刻，本片的主题也格外值得我们深思。公开审判的最终目的不止在于有罪者得到应有的惩罚，还在于让受害者得到应有的理解，更在于让整个社会正视罪行，反思历史，寻找罪恶的根源，以史为鉴，共同寻找这个社会向前的方向，解决问题的方法，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看片时，我不时想起我们自己的历史。身边的老人们心底压藏着的故事，欲言又止，无人诉说。满眼看着美好未来的年轻人，有几个有机会聆听，有几个愿意聆听，又有几个愿意相信？我们是不是还有时间，在这些生命随时间渐渐淡去之前，保留那些随之消失的，重要的记忆？我们是不是有机会，用这样的电视直播，让群众的目光重新汇聚到难以直面的历史，进行一场对自己心灵深处，那些潜在的危险成分的审判？我想，这或许是本片带给我们的最好的问题。 （题外话：非常感谢字幕组让我也有机会看到只在BBC上播的节目。谢谢你们以这种罗宾汉式的方式传递了信息。大家可以去这里：http://www.plsub.com/thread-19298-1-1.html 。小自由的美式英语说得相当地道！演技点赞。）

1961年，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审判被电视直播，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但保罗·安德鲁·威廉姆斯的《世纪审判》却把这场直播的幕后拍成了一部电视电影。豆瓣7.1分，不足万人评价，这个分数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它的尴尬处境。它试图展现直播团队如何克服技术困难、对抗政治压力，把纳粹的罪行公之于众。但导演的叙事手法过于平铺直叙，正如专业评价所指出的：“戏剧冲突稍显平淡”。马丁·弗瑞曼和安东尼·拉帕格利亚的演技确实在线，但再好的演员也救不了一个缺乏张力的剧本。观众反馈说“节奏偏缓，更偏向电视电影的呈现方式”，这说中了要害。影片把大量篇幅放在如何架设摄像机、如何争取信号传输权上，却对艾希曼本人以及审判本身的戏剧性一笔带过。有意思的是，我们想看的是罪人的嘴脸、幸存者的证词，结果看到的是一群技术官僚在争吵。当历史本身已经足够震撼时，创作者却选择用最保守的方式消解了它。这个错误，也许比技术故障更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