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门

看完之后找了很久这部片子的资料，找到一篇很深入的报道，分享给大家。

一根脐带牵着一个婴儿在大银幕上晃过。他刚刚离开温暖的子宫，被一双大手，从哭嚎的产妇胯下接到人间。 有观众失声叫，“啊……”有人窃语“哎呀，我肚子好痛。” 女性真实的生育过程少有地出现在中国电影院的大银幕上。 导演陈为军今年47岁。他出生在山东日照的一个农村。他出生的年代，生育是一件粗粝而自然的事。孩子像长熟的瓜果，生在地上。黄土地上铺一层厚厚的麦秸灰，在深秋的一个午后，他“噗通”掉进一堆灰里。父亲拿着剪刀，在煤油灯上一进一出。咔嚓一声，剪断了他的脐带。 四十多年后，陈为军带着两个摄像师，想拍一部当代中国人生孩子的纪录片。 这更像一部中国式“战争片”。“战士”是产妇，她们的敌人有的是金钱或时间，有的是疾病或死亡本身。战斗结束时，有人迎来新生的奖赏，有人被死神召唤。 生死之间，有义无反顾，有得失的纠结，亦有深藏的人性和只属于生命的奇迹。 《生门》500多小时的素材，记录了80多个家庭。三年后，纪录片走进影院。每一个参与纪录片的人，都试图重新理解女性生育的本能，“就像达成一种和解”。 不定时炸弹 武汉人管宝宝叫“毛毛”。 郑清明带着妻子和她肚子里的毛毛赶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时，是凌晨1点多。他几乎是被另一家医院“逼”出来的。 “只有2000块一晚的病房”。郑清明没有钱。妻子是他在外打工时“带回来的”，没有社保。为了能报销，他让妻子冒用了外甥女的名字陈小凤。 “陈小凤”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她怀的是双胞胎，却是风险性极高的中央型前置胎盘。按照医生的说法，本应长在子宫后壁、前壁或侧壁的胎盘，刚好完全挡住了孩子出生的去路——宫颈口。孩子越大，胎盘压力越大，“就像不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间会炸”。 郑清明已经历了两次“小爆炸”。其中一次，“陈小凤”站在地上，血淌满了两块60平方厘米的地砖。 他42岁了。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是村里最后一户盖起新房的人家。邻居的孙子都一岁多了，他的宝宝刚满29周，离足月还有8周。生死未卜。 他拼了命也要保“陈小凤”和两个宝宝。医院产科的病床成了他的“阵地”。 作为武汉市5家急危重症孕产妇抢救和转诊中心之一的三甲医院，这里2/3的住院产妇都是各地转来的疑难、危重和急症。 一个肾病综合征产妇，全身浮肿。所有亲人都劝她打掉孩子。因为年龄大了，怕再难受孕，她执意冒险保胎。还有一个重症子痫前期患者，高血压随时可能致命，她签了风险自担保证书，“想让宝宝在肚子里多呆几天”。还有的产妇羊水早破，靠躺在床上喝水、输液，“一动不动”。 她们占满了产科的54张床位。“战场”延伸到走廊的过道上。连护士台旁的一块空地也支起床，成包的卫生纸和衣物占去1/4，床边靠着陪床座椅和输液支架。 床的正上方写着，“幸福时刻——给宝宝一生最好的开始”。 妈妈们严阵以待，没有人知道“幸福时刻”何时降临。 过道里的加床半数没有屏风，吃喝拉撒没有隐私可言。像“陈小凤”一样的产妇，绝大多数时候都要躺在床上。因为出血多，“陈小凤”上厕所也在床上解决，靠的是一根导尿管。 用来保胎的硫酸镁或安保滴得很慢——“最慢时1分钟5滴”。摇摇欲坠的液体要在严密监视下，连续挂上很长时间。 因为长时间卧床，即使不断按摩，她们腿部仍会肌肉萎缩，“站都站不起来”。即使如此，只要肚子里有胎动，都算幸运。真正令产妇们提心吊胆的是，“有的妈妈，躺着躺着毛毛就丢了”。 学会彼此开解，成了持久“抗战”的必杀技。 “我羊水破得太早了，孩子现在只有两斤多。” “我办公室的同事，出生才2斤，现在长一米八几……” “小孩如果不好，你会放弃吗？”“不会，肯定不会。” “做大人真难呀，真是太难了……” “会有奇迹的。” “生个毛毛怎么谈的都是钱？” 郑清明每天早上睁开眼，催款单会准时出现在床头柜上。最初护士会吆喝着送催款单，像是生活一次次向他吹起挑战的号角。 后来全科室都知道了他家的情况，催款单出现时便不再有人说话。 “没有钱，恐怕你的期望值要调整。”妇产科主任李家福查房时提醒，“血库的血没有钱是不好办的”。 李家福是这场“战争”里至关重要的人物。做产科医生25年，他一年操刀的手术近千台。在陈为军的纪录片里，他被视作“拆弹部队”首领——帮高危产妇渡过难关。 “输我的血行不行？”“你只能输400ml，解决不了关键问题。”李家福算了一笔账——一个孩子一万五，加上大人手术费，至少需要5万块钱，“5万块钱，你去哪儿买3条人命？” 5万块钱是横在郑清明面前的又一座大山。 他有着漫长的打工史。20多岁开始打工。抬过石头，打过混凝土，在上海家具厂打过杂。赚过最多的钱是170块一天，在烟台帮人扎钢筋。 到四十岁时，他终于攒了7万块钱，翻新了房子。“房子”是他人生中翻过的第一座大山。次年，他在打工途中认识了被拐卖的“陈小凤”。 “陈小凤”怀上双胞胎，是郑清明唯一一次感觉被老天“厚待”的时刻。如今，他靠在医院的墙上。焦灼和窘迫在他脑门上拧出几条青筋。 他唯一的期待是孩子能在老婆的肚子里多呆几天。“在肚子里，总比在保温箱里便宜。” 别过头，他擦了一把泪，继续给“陈小凤”擦拭身体。 三年后，电影上映。李家福跑到汉口电影院“暗访”影片的口碑。观众纳闷，“生个毛毛怎么谈的都是钱？” 钱，是李家福每天查房谈话中绕不开的话题，“一半以上都跟钱有关”。 按照经验，早产儿由于各个脏器发育不足，“28、29周的孩子没有五万十万，很难养活”。在中国，早产的费用对社会和政府来说，仍是一个未解难题。 李家福接生过一个最小600克的婴儿，“巴掌大”，住在新生儿科半年，花了25万。还有一个产妇，总共费用需要11万，家里把车都卖了，还差2万，“非常难”。 因为出不起治疗费，孩子没养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医院不会对产妇见死不救。”杨桂芬是“陈小凤”的主刀医生，她在电影院看了郑清明一家筹钱的过程——找信用社未果，借了几十家，不但挪用了亲友给儿子娶亲的钱，甚至还借了高利贷。 “该救人的时候肯定会救人，就像应该催你缴费就一定要催一样。”她说。医院曾不止一次救助过欠款的病人，有按期归还的，也有反咬一口，“谁让你当初救我的？”这使医生和医院感到尴尬，“既不敢说没钱我们也会救，也不敢见死不救。” 但郑清明自始至终都明白，能依靠的只有乡亲和自己。 一筹莫展时，他曾跑进离外科楼一百米远的器官移植中心。“你们收不收肾？”他前后拦了三个医生询问，差点惊动了保安。 “陈小凤”并不知道，郑清明比她哭得还多。 医院出门，一条马路之隔，就是水果湖。吃饭的空隙，他沿着湖边走，眼泪像路边的法国梧桐叶，簌簌往下掉。回到医院时，他递给“陈小凤”的是8块钱一碗的猪肝面，他肚子里一天三顿装的都是3块钱一碗的热干面。 “鬼门关” 除了钱，死亡本身也显得虎视眈眈。 夏锦菊是真正走过一趟鬼门关的“战士”。她在ICU睁开眼时，静谧的蓝光笼罩了一切。穿白衣的护士在一排排机器中间走来走去，气氛肃杀。她想说话，嘴里插了胃管，发不出一点声音。 力气远离了她。甚至，连眼球的转动也要耗费半数体力。术后3天，她总共失血1.8万ml，相当于全身的血换了4遍。 那是2013年，她33岁。供给胎儿营养的胎盘，长在了前两次剖腹产的疤痕上。不仅如此，胎盘穿透子宫肌层，植入了膀胱。 这是典型的凶险性前置胎盘。当胎盘像大树一样被拔掉时，“血像泉水一样冒出来”。在宝宝分娩出来的一瞬间，“失血达2000ml”。57岁的摄像师赵骅把镜头推上去，能从镜头里看到针线一样细的血，喷向不同方向。 怀孕3个多月时，夏锦菊从广州回到老家黄梅保胎。小县城的妇产医生天天往外赶她，“你就是个定时炸弹，”医生劝她打掉孩子，否则到时候大出血就像自来水管，关都关不住，“人财两空。” 她从未想过自己会“人财两空”。即使在第一次心脏停跳前，还在请求医生，帮她保留子宫。 心电监护仪显示过两次直线。在那个家人被要求“准备后事”的夜晚，她的腹部被止血纱布填满，等待最后ICU的介入治疗。 疼痛吞噬了她的记忆。银幕上，父亲一遍遍揉着她因疼痛而痉挛的手，抚摸她的额头。三年后，她对这段观众的“泪点”完全没有印象。 她唯一记得的是，穿着麻质西服的李家福朝她喊：“夏锦菊，你想不想见毛毛？” 她点头。 “想见就要坚持下去。” 她又点头。 她是产科的奇迹。 事后，好多医生护士跟她聊“八卦”，“在ICU有没有看到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 她说，“蓝色的ICU大概就是阎王殿、鬼门关的样子。” 阎王殿最终没有召唤她。11天后，她转回普通病房。 死神也眷顾了“陈小凤”。 孩子抱出来时，护士冲着郑清明喊：“恭喜你，一对姐妹花”。 “恭喜啥，我一点高兴不起来。”他担心的是“陈小凤”。他想到她幼年被拐的经历和40公斤不到的体重，害怕起来——出血止不住就完蛋了。 那一晚，他盯着床头的心电监护仪，一宿没合眼。 天亮时，42岁的他，觉得老天又一次放他一条生路。 更惊喜、更残酷的现实 在成为专业妇产科医生之前，李家福做过5年乡镇全科医生。1988年之前，他接生过包括自己女儿在内的三个婴儿。 那时，他一手捧着书本，一手接生。 到了2000年，中国签署《联合国千年宣言》。作为医务工作者，他动员产妇到医院生孩子，以降低死亡率。2014年，中国提前一年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21.7／10万，较1990年的88.8／10万下降了约四分之三。 在死亡率之外，他逐渐看到了比纪录片“更惊喜、更残酷”的现实。 25年来，他见过数以万计的孕产妇。有做了8次试管才怀上的孕妇，也有14岁就当妈妈的产妇。有陪着小三偷偷来生孩子的，还有带着几个男的来生孩子的，因为不确定哪个是孩子的父亲。 他还常跟警察打交道。2013年的除夕，120送来一个“三无”产妇。她没有身份证，没有亲人陪护，没有钱。她有的只是一个死在肚子里的孩子和不断的哀嚎。李家福报了警。最终，在警察的见证下，为她做了手术。 最让他惊喜的有两个。一个是三腔心脏的产妇。三腔心脏的宝宝，一般来说活不到2岁。那位产妇不但长大了，还怀孕了。在他的保驾护航下，宝宝出生，“是个奇迹”。还有一个是“瓷娃娃”的妈妈，骨头脆得像玻璃。她是中央型前置胎盘，像“陈小凤”一样，随时可能大出血。更可怕的是，她是RHA阴性“熊猫血”。她身材只有89厘米长，29公斤重，最后孕育出一个健康的宝宝。 社会对缺陷儿的容忍度也在增强。 他曾接生过一个特纳综合征宝宝。她比正常宝宝少一条x染色体。宝宝的临床表现可能是长大以后没有子宫、没有正常的卵巢和阴道，这意味着她将来无法怀孕。她的个子会低于150厘米，智力接近正常。 家属选择要了。 还有一个唇腭裂的婴儿。家属说，“我们一定要，生下来是猫是狗我们都要。”这样的事例总是让医生欣喜。“过去很多人都放弃了，你善待这个生命会有好报。” 最让他有感触的是，在他科室产下先天愚型（唐氏综合征）的一位意大利人。出院后，有一次，产妇把全家7口人的照片拿给李家福看，照片上，孩子笑得很甜。 “在我们国家，类似的情况，产筛出来就是要引产的，但他们看中的是孩子给家庭带来的快乐。”李家福觉得这当中既有生命观的差异，也有福利制度的差异。 《生门》中，李双双一家因为孩子检查不到胎动，加上优生优育的咨询结果不理想，希望引产。“这是因为万一孩子有问题，家庭将来无力负担，社会支持也跟不上。” 从子宫，到阴道。从温暖的羊水，到大气层。在李家福看来，就像两个星轨的转换，宝宝会面临很多未知。有一部分会窒息而死，还有一部分内脏畸形在超声上检查不出来。这是医疗的局限。 在与死神持久的战斗后，妈妈们伤痕累累。 夏锦菊出院时，儿子刚满月。长期卧床使她的腿部肌肉萎缩，剖腹产的刀口限制了她的活动半径——走不出200米，就腹痛难忍。术后半年，儿子都不得不放在妹妹家托管。 “陈小凤”的两个女儿，一个1.6千克，一个1.61千克。“两个加起来，都没别人一个重。”孩子肺发育不好，体质差，医生保守估计，“需要20万治疗费用。” 求子不得的父母闻讯而来，通过护工来打探消息。他们愿意负担孩子的医疗费，并抱养其中一个。 “陈小凤”话不多，只管一直哭。郑清明心一横，拒绝了抱养孩子的人，两个全都抱回家，“生死由命。” 满月时，村里的乡亲去看，没一个觉得能养活。到郑清明家串门儿的妇女，至今记得孩子的“手脚像鸡爪子。” 别人都是两手抱孩子，郑清明一手托着，孩子的屁股落在手掌里，头枕在他小臂上。冬天寒风呼啸，到了晚上他就把女儿放在胸口，“害怕她们冷，更怕一翻身压死了。” “战争”的奖赏 三年后，当夏锦菊和“陈小凤”作为主角，出现在银幕上时，在真实生活中，她们已经带着上一次“战争”的奖赏，投入新的“战场”。 郑清明把孩子抱回家后，自己瘦了20斤。他天天到村庄附近打零工，盖房子、修路、掏猪圈，来者不拒。即使如此，两个孩子喝奶粉的钱，“还欠一万多。” 他读书读到四年级，认识的字有限。一个“愁”字拆开，成了两个女儿的名字——郑秋、郑心。 在外面干了一天活的郑清明，一手抱起一个女儿回家。孩子在腿上坐定，他朝炉子里扔上一把柴，火烘烘地烧起来。他揽紧两个女儿，用粗糙的胡子激出一串嬉笑。这是郑清明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刻。 更多时候，两个孩子黏着“陈小凤”。她们比同龄孩子偏瘦，像“猴子”一样抓紧她，把她扯得东倒西歪。孩子调皮，她就伸出巴掌打，打完再抱着哄。只要摩托声在家门前响起，妈妈就暂时解脱了。 夏锦菊成了凶险性前置胎盘的一个“标志性病例”。 2014年，李家福把她的病例拿到武汉市的同行中去做交流。后来还拿到全国性会议上讨论。 “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遇到。”李家福和同事感受最深的变化是，随着二胎孕产妇的增加，疤痕子宫、前置胎盘、凶险性前置胎盘的情况越来越多。“以前2500个病例才有一个胎盘植入，现在250个病人里就有一个是胎盘植入。” 除了孕产妇高龄，李家福用高剖宫产率解释这一现象。 “以前只生一个孩子，为了保险或怕疼，很多产妇选择剖宫产，剖宫产率达50%以上。”等到怀二胎时，类似凶险性前置胎盘成了剖宫产的远期并发症，严重威胁母婴生命安全。 夏锦菊一直与李家福保持联系。 因为术后大量输血，她最近刚去“把心肝肺都查了查”，还特意做了艾滋病检测。 夏锦菊1米5的个儿，三年过去，从术后的70斤长到92斤。抱着50多斤的儿子爬楼梯，她只能一步步挪上去。 4月份，在县城一家酒楼，她和老公为儿子举办了三周岁喜宴。儿子聪明讨喜，指着不同人的衣服，能准确说出，black，green，purple…… 没有儿子之前，夏锦菊是一个“像骆驼一样”的人。她务实、能干。她和老公在广州做服装辅料生意，自己把一家店打理得红红火火。 为了儿子和青春期的女儿，她回到老家做起全职妈妈。 像郑秋和郑心一样，3岁半的儿子无比依恋妈妈。夏锦菊上厕所的时间，他会哭着找妈妈。 理解生育就像达成一种和解 摄像师赵骅60岁了。 一枚小小的老花镜，腿上绑了黑绳，挂在胸前。两年中，磕磕碰碰，他戴坏了4副老花镜。他的老花眼二三百度，没眼镜的时候，全靠在武汉市电视台几十年的经验对焦。拍完《生门》他才算第一次弄懂了“生孩子这回事”。 他把几十年攒的私房钱都给了夫人，撂下大话，“你爱干什么就快去干什么。” 1983年，夫人在中南医院生下女儿时，还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年代。他没有细腻的体贴，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悉心伺候。 三十年后，他从中南医院扛回摄像机，妻子看得入神，连“眼睛都不眨”。 一个40多岁的的士司机，老来得子。赵骅跟着他返乡报喜，男人“上山祭祖，鸣鞭。”家族繁衍的仪式感令他动容。 还有一个早产的母亲，通过医院找到赵骅，想看看孩子出生时的影像。她的孩子出生后夭折，赵骅拍下的是那个生命唯一的一段影像。 生育，这个被他视为女性本能的自然过程，突然变得值得敬畏。“正是这种被忽视的本能，才使我们得以繁衍。”赵骅说。 生育也让走失多年的“陈小凤”想回云南找自己的娘家。她十几岁时被拐卖，因为不识字，至今不知自己叫什么，只记得村外的茶园和门口的大井。 命运诡谲。她冒用的“陈小凤”不但未能给减免负担，还成了孩子上户口的障碍。 她的两个女儿，是“陈小凤”之女。如果要更改出生证明，只有她拿出自己的身份证，并经过亲子鉴定，才能更改。返回她的出生地云南，寻找她出生时的户口，成了解开这个问题的唯一一把钥匙。 导演陈为军曾有过一个“伟大”的想法。足够多的观众通过《生门》，会达成一种广泛的交流。在电影票房允许的情况下，或许可以探索成立一个早产儿救助基金，救助“陈小凤”一样的困难家庭。“生育和养育的成本和风险应由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

我是在艺术电影联盟排的片目里看的，在徐汇，场子不大，然而人也很少。看完以后我在商场里愤怒得暴走了一圈，才找到地铁。这部本该以怀孕的女人为主体的群像式纪录片，四位主角，可是我觉得她们说的话统共加起来没有超过50句。大多数时候，她们露出一张张蜡黄，寡淡，麻木到近乎失智失能的脸，挺着疤痕累累的肚皮，像一尊被供上祭坛的活牲，被人翻检，评论，剖开，缝合。最美最活泼的夏锦菊，在手术台上命悬一线，心跳停跳两次，就是为了要保住子宫？！即便她已经是6孕2产，肚皮上伤痕累累。我不禁想起某部国产电影里一句台词：“她得了宫颈癌但她不想治，因为她想做完整的女人！” 在手术台上身上的血都流干了四次的夏锦菊，如果她第三次心脏停跳，害死她的是高危的孕情？是贫苦？是医疗的不完善？是体制不健全？还根本就是“死也要做完整的女人”的一念无明？可是他妈的什么是“完整的女人”？（那为了降低乳腺癌风险就割去乳腺的安吉丽娜茱莉算什么？）说穿了，子宫至上主义。这个看起来很温柔的年轻女人，事后抹着眼泪说，没想过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她就像一个原始部落里依靠本能和运气侥幸生产的母亲一样，仗着自己的无知来企图蒙混过关。而从头到尾，她远在广州的丈夫都没有出现过，只有她焦心的父亲，一遍遍在手术室外面徘徊。孩子生出来，双胞胎，焦虑的外公甚至没有兴趣去多看一眼。如果一个新生命是以另外一个生命为代价得到的，我们难道不该吼一句，不要生！陈小凤是当中家境最不好的一个，整部片她没有对着摄像机作出一个多余的表情，说过一句完整的话，只有呻吟和微弱的回答医生的“嗯，啊”。我们无从得知她麻木的表情下面隐藏着什么样的想法，为了保胎，她在床上横躺几个月，担心大出血，侧身都不可能。他的丈夫从头到尾都被对他们一家人来说巨额的生养费所困扰，那个长得像张艺谋的大哥回乡奔走，要靠抵押房产和借高利贷才能凑够活命钱，面对乡民一厢情愿对国家政策的天真解读，走投无路。饶是如此，丈夫依然面对镜头一脸平静地说着，养下来再说吧。于是就养啊，养下来一对双胞胎早产女儿，新生儿养护费很快就用尽了。至于后面的生活，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敢想，没有人敢提一句话，叫，不要生！曾宪春是这当中比较幸运的一个了，她已经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为了要生儿子不得不又被推上了手术台。她那国字脸颇为男子气概的丈夫对着镜头说，我觉得我媳妇她太苦了。（妈的那你倒是戴套啊！）又是一例剖腹产，说真的，当第三次第四次浑身血污发青的小婴儿被从血淋淋的腹腔里拽出来的镜头又一次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的知觉已经近麻木。这一对夫妻，男的心疼老婆，女的也觉得不该要三胎，可是千言万语，最后还是归结成用手抹抹眼角的泪，说着，没办法！这真的是没办法吗？有一个办法啊，不要生！李双双，因为优生检查小孩有发育迟缓的担忧，希望做引产。话事人是她的丈夫，是她身边不知道是婆婆还是妈妈的人，是医生是护士，唯独不是她自己。她只是横在床上流眼泪，被焦躁的丈夫喝止，不要哭。她只是脸色阴郁地坐在床上，徘徊在手术室外看手术台上的女人。她没有话，她是一个沉默的子宫。她的丈夫在权衡一个不健全的孩子对未来生活带来的影响，更在计算自己道德上的利弊清白，还在锱铢必较救活一个不值得救的早产儿的钱财付出。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和她商量过。丈夫既没有要这个孩子，也没有不要这个孩子的勇气和决断，因为不想在这个道德困境下落人口舌，于是内心庸常的恶暴露无疑，不如就拖延吧，不如就不要了吧，不如眼睁睁看着早产儿夭折吧。至少不会落得一个结果，叫做“人财两空”。这些怀孕的女人们，做了母亲或即将做母亲的女人们，怀孕把她们从人的位置拉到了牲畜，变成了一个个行走的育儿袋，并被愚昧和偏见推上鬼门关。而最可怕的却是，影片强行用母爱伟大这块膏药去糊血淋淋的人间惨剧这块伤疤。如果不能从纯粹的受苦里抽身反思今日之所果过去之所因，那女人就永远不能逃脱动物一样被赶上产台的命运，任何道德上的神圣化和高韬，都是对女性生养之责，之苦，之难的另一重迫害。片尾花絮里出现的母亲群像，是片子为数不多直接对母亲们的采访，音乐起，每一个人都表达了牺牲自己，为孩子好就行的动情之辞（此处应有观众流泪）。可是她们流尽的血，眼角的泪，停跳的心脏，谁纪念，谁祭奠？什么时候，她们才能坦然对镜头说出，我的生命和我孩子的生命，一样宝贵！请不要把牺牲我去成全孩子当作伟大的事情去歌颂，请不要觉得生育迫害理所应当，请不要打着母爱的旗号，漠视我的生命权。又及：医护工作者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