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宴

《喜宴》，一个热热闹闹的名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中间还伴随着一套似乎很和谐很管用的中国式的处世哲学。但是这么一部电影，却看得我从里到外的透心凉。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组简单、直接而又不可调和的矛盾：儿子是留美白领，父母是传统老人；儿子是gay，父母盼着抱孙子。同性恋，无论在传宗接代的意义上还是这种感情模式本身，都不可能见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威力强大的家庭伦理，深入无意识的文化-心理因素，以及对父母那份浓浓的亲情，都成为了儿子的羁绊，他不能摆脱责任，更不能斩断亲情。按照老外的处理方式，这或许可以作为黑格尔式的悲剧——个人自由与亲情责任的冲突，最后至少牺牲掉一方，冲突和解，对立统一，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合题，至于倒霉的那个，也就是悲剧之所以为悲剧的意蕴所在。但是中国的方式不喜欢搞的这么惨烈，大家各退一步，海阔天空：父母包容儿子的性取向，儿子媳妇离婚但留下孩子确保血脉流传。然而，这真的高明么？先从“喜宴”说起。这是一场典型的中国式的宴会，充满了中国特色的喜庆气氛和娱乐手段，也许今天的婚宴未必都是如此，但我并不认为导演有所夸张，更毫不怀疑类似、甚至更过分的场面今天依然在上演。只是，当导演像一个形式主义者般“让石头成为石头”，当他使这熟悉的生活与我们拉开距离、而又完整地呈现出来，我们才会发现：这是一场何等糟糕的宴会，疯狂，混乱，龌龊，荒诞……连导演李安也忍不住安排一个桥段亲自发表议论：一外国客人不解地说：“我原以为中国人都是内向的数学天才。”一中国客人（李安客串）说：“你正见识到五千年性压抑（sexual-repression）的结果。”一语中的。性，在中国一直处于尴尬的分裂的两个极端。一方面它作为实际行为被视为肮脏的、丑恶的，因而是避讳的，难以启齿的；另一方面，它在形式上却是无比的光明正大冠冕堂皇，以至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以至于我们理直气壮地三千佳丽妻妾成群。而横亘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正是建立在血缘亲情基础上的儒家伦理。本文无意深究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不多论证，血缘亲情对于中国文化确实有着奠基性意义。需要注意的是，从这个起点出发如何分裂出两种对待“性”的极端态度。血缘的根本意义绝对不在于兄弟姐妹团结友爱，而在血脉延续、家族繁衍，还是性的作用和意义所在。但仅止步于生物性层面，作为一套伦理体系的地基格调不高说服力也不够，于是由血缘而自然生发的亲情成了更为重要的理论支柱。在这种温情脉脉的情感基础上，又建立起礼法、政治……如此这般。在礼仪的楼阁之上，承担着传宗接代的伟大使命，鄙俗原始的“性”才被理解为一项光辉的事业——作为手段，经由它目的的高尚而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又为了与这种高尚相统一，具体的行为、过程的意义则被遮蔽，性成为了一个虚无的概念，一个抽象的空壳。然而，无论怎样拔高、抽象一种形式上的意义，性本身是不能被省略的。天子种地仪式可以自欺欺人地祈求丰收，但谁也不能不做爱就生出孩子。背谬就出现了：性作为繁衍种族的必要手段，是文化的一块基石，但是性活动本身却又与这一文化中的道德准则相冲突。（我们的文化多么有趣！）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分裂：作为工具的性在礼教的粉饰和抽象中被抬高，而房中之术、床帏秘事则要压抑和避讳；性活动本身成了对目的有害的副作用，两个人的愉悦成了为一个没来的人而辛苦。更可怕的是，当这套伦理不能再靠一个假设的情感来维系，就意味着从本我到超我的阶梯全部被抽空，礼教成为一个僵化的空中楼阁，从自然情感出发的体系反而与自然情感对立。这时，如果你再想追溯仁义礼智的根基，或许竟然直接跌落到本我的世界——没有温情和人性，完全是赤裸裸的动物性。五千年的性压抑，多么辛苦，多么不易，可能只有喜宴是最好的释放了。宾客们可以起哄、灌酒、揩油，新人则被要求表演意味丰富的小游戏，在喜庆气氛的掩护下，谁也不用承担道德败坏的责任，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应当。然而，不用精神分析都能看得出来，这些行为的目的绝不在于营造喜庆，而是使性在这样的场合中，成为可以被谈论的东西，可以被娱乐的东西，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分享的东西。这种分享又不是把性当作正常、必要、健康、美好的东西来分享，而是把某种平时因龌龊而避讳的东西在这一特殊场合揭露出来，供大家宣泄和戏谑。（正如我们传统中对性的避讳也不是由于尊重个体的隐私，不是把性的私密作为道德的合法地位，而是恰恰是由于性在道德上的卑下地位。）在喜宴上，泛滥着人们的压抑的libido，欺负伴娘的传统无非是小规模的性欲放纵，而闹洞房的压轴大戏则充斥着欲望的变态演出，客人们不知羞耻地张扬着自己的窥私癖，而新人则自愿不自愿地充当暴露狂，一场当众的情趣游戏，而谁也看不到自己的丑陋——禁止即引诱，越禁止越引诱，得到才越刺激越满足，过度压抑的欲望在难得的婚礼机会上、借助扭曲的游戏形式宣泄出来，就像经过高压水枪的小孔喷射而出，或许这种刺激竟也不比今天的开放来得逊色？难怪人们千百年来乐此不疲。接着上面的论点：性只有在传宗接代的意义上才获得它的合法性甚至高尚性。来看看父亲这个形象。可以说，在电影前面大半，父亲不过是一个传统的老人。抱孙子的愿望竟可以使他从鬼门关上挣扎回来，开头的这一笔似乎暗示出传宗接代在他心中非同寻常的分量。但总的来说，他与各个影视文学作品中的老人没有太多不同，因而，他的传统思想，他的业余爱好（书法），他在妻儿面前的绝对权威，他的虚荣爱面子，他抱孙子的强烈渴望——他身上的一切特质都是我们有些不喜欢但又绝对可以理解接受的，就像我们身边的老人；以至于我们真的相信，以这个老头顽固的思想、急躁的脾气和脆弱的身体，儿子若坦白自己的性取向，无异于间接弑父——足够他一气归西。电影中多次出现父亲半躺在椅子上小憩的情景：老朽的躯体，僵硬的表情，似乎随时会断掉的呼吸，让人厌恶；然而就是这个腐朽陈旧的思想同肉体，却又时时营造着压抑的气场，让人恐惧。有一场戏儿子看到睡着的父亲，忍不住去探了探他的鼻息，这一刻，他或许真的希望父亲死去，这是他潜意识中的弑父的邪念，是他对沉闷的传统的反叛。父亲睡觉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那是一个让人尊敬而又反感，让人想摆脱而又欲罢不能的传统，一套已经老化、腐朽而又顽强发挥着压抑和震慑作用的观念，那是深入我们血脉的文化心理和集体无意识。于是我们真的相信了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就是这样一个象征，我们也许会责怪他固守着传统观念而不顾儿子个人的幸福，但是我们又可以理解和包容他，这样下去故事就成了老套的伦理片——两代人双方都没有错，却都过得如此辛苦。然而，情节出现了突转：原来父亲懂得英语，原来他早已得知儿子安排的整个骗局，可是只要不影响他传宗接代的大业，他竟可以因势利导、将错就错，默许这场戏演下去。或许有人认为父亲与Simon的谈话是父亲对同性恋的理解，是矛盾委婉的解决，因此有些感动了；但在我看来，一贯可爱的郎雄爷爷却从未像这一刻如此让人恶心！父亲通过英文勘破了儿子的秘密，但是最终用中文道破了本心：“要是不让他们骗我，我怎么能抱得上孙子呢。”只要能抱上孙子，他不管事情真假，他舍得牺牲儿子的幸福，他也不考虑儿媳妇的处境，他甚至比普通的传统老人做的更绝——艰难地（我想应该是艰难的），默默地吞下儿子同性恋的事实，然后自己痛苦、也看着儿子痛苦地把戏演完。只要他能抱上孙子，一切都值得。在一个更崇高的目标（传宗接代）的感召下，个人幸福是无关紧要的；与一个更高的道德标准（孝，无后即不孝）相比，骗婚行为的不道德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在高尚的、抽象意义的“性”的统筹下，具体的、甚至与传统价值背离的“性”（同性恋）都是无伤大雅的。他不介意儿子与一个不爱的女人结婚，然后又包容儿子与同性享受真爱；而这在本质上与传统的娶妻生子，然后在外寻欢有什么不同？戳穿了所谓的温情，其背后只是可怕的动物性——儿子不过是生育的工具，儿媳或许连工具都算不上，不过是一个可以随时替换的零件。这样的父亲让我凉到心底，如果他还表现得温柔敦厚的话，那只不过是这种文化熏陶出的一贯气质，以及他还有颗感到些歉疚和包容的良心。更可悲的是，我又不能说这样的父母是完全不爱儿子的。在婚礼之前，他们与儿子拥抱嬉戏，咬他的胳膊，叫他“小胖”，那一刻时光倒退，真的是天伦之乐，舐犊情深，我毫不怀疑这样纯真自然的亲情——这原本应该是我们的伦理学的起点和追求的幸福目标，然而它却演变成了对人的压抑和毁灭——回到传统立场，传宗接代的大业绝没有让步的余地。其实父亲也年轻过，也逃过婚，不过小小的反抗很快就被强大的传统招安，或许只要结婚对象不是那么难以接受，父亲是乐于承担延续香火的使命的。对于这一文化传统，他认同了，承担了，并且规范内化为道德，他律变成自律，他又成为了传统的卫护者，去继续压迫下一代人。我想，父亲不是死板的，他有感情、有爱，也会感到其中的矛盾和问题，但是他还是站在传统一边，不由自主地。他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能改变什么——永远不能越界而出。就这样，围绕着传宗接代的伟大蓝图，所有人都在演戏，还是戏中戏。先是儿子等人合伙骗父母。当父亲发现骗局而又装作不知，他就在更高的层次上骗着所有人。但父亲也不是全知的，母亲后来也知道了儿子的取向，父亲未必知道母亲这一发现，于是母亲和儿子合伙对父亲构成了欺骗。父亲不知道儿媳要堕胎，母亲知道却无力阻止，这就是儿子和媳妇对父母的又一重欺骗。最后矛盾解决时，儿子说：“我终于告诉他一件真事了。”岂不知父亲知道了多少真事，又告诉儿子多少？我不否认生活中有时需要欺骗，但是如此登峰造极，恐怕真是印证了鲁迅先生的断语——“瞒和骗”，不仅适用于以阿Q为代表的国民性，在评价《喜宴》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一方面同样准确。个体间的情感需要重重的隐瞒和欺骗来维系，而每个人在行骗和受骗的虚假中竟获得了真实的情感体验，在一个谎言的系统里，元素间却构成了和谐平衡的共在。这或许是中国文化的某种悲哀，但也可能是中国文化的精妙所在：如果我因相信而获得真实的情感体验，我可以通过善意的欺骗传达了我想给予别人的体验，那么真实本身的重要性又有几分呢？而且经过多个主体间一层层一环环的瞒和骗，真实早已无处可寻。（以上不是反语，是我真的难以判断，瞒和骗的技巧、构造的关系、达到的效果，其复杂性都超出了我的智商所及，或许到真是个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最后，我可以回答开头提出的问题，即故事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以及这是否是中国处世哲学的高明之处。在我看来，矛盾的解决是儿媳妇威威个人的、偶然的选择——电影给出这样的转折就像哲学上“危险的一跃（leap）”，就像乔伊斯的顿悟，就像禅宗的棒喝。或许出于母性焕发，或许根本没什么理由，威威与伟同离婚，但留下孩子并独自抚养长大。这个转折完全不能从之前的情节推断出来，也就是说它不具有必然性，威威的选择与伟同、伟同父母没有任何利益的或情感的关系，她选择堕胎倒是合乎逻辑的——骗局撑不下去了，那么结束，分手，也没有必要留下孩子。而她的选择只为她自己，她要孩子，但不是作为高家的生育工具。就在事情按照逻辑推演无法解决的时候，导演抛出一个偶然性来解决，显然，威威的选择根本不基于中国的文化传统，那也不是她的处世哲学。父亲最后那句“高家会感谢你的”是我观影的最后一个冷战，与威威相比，这话是多么庸俗和低下。这是哪家哲学的高明？这是哪种文化的胜利？PS：这篇影评发布以来得到很多朋友的激烈讨论，深表感激，容许我针对主要问题作一简要说明。1，潜意识弑父并不难以接受，弗洛伊德还说男人潜意识都想跟母亲乱伦呢。而且我用的是：他“或许”希望父亲死去。情态动词may，不是确定的，ok？我再举另外一个情境：中国有句老话，久病床前无孝子，一个老人消耗着全家的财力人力精力维持着毫无质量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儿女会希望老人死去，对老人对自己都是解脱，随后又谴责自己这样的想法——这种心理很普遍吧？当然有朋友指出伟同是怕父亲死所以决定尽快结婚生子，这也是很合理的解释且与我的解释并不矛盾，因为人本身就可以同时有各种矛盾的心态。2，我从来没有说父亲是坏人，他只是有自己的局限性（人不是神都有局限性，但反思能力强的人可以更多突破局限）。恶并不来自他，而是来自文化和制度。有朋友说老人多好啊爱儿子，还能爱simon甚至比爱儿媳都多。是啊，他爱这些孩子们啊，但他同时不放弃要孙子啊，结果他是大赢家。他的慈爱和他成为文化的帮凶这两个事实完全可以共存。3，至于说中华文化知包容讲妥协有大爱的观点，我觉得，高层次的包容是平等商谈、充分沟通的结果（西方文化不妥协不包容吗？民主就是妥协的艺术），低层次的包容——或者说苟且——则是毫无原则的瞒和骗。家庭中的大事小情很多时候没法讲对错，需要妥协包容，但是有些大原则什么时候也不能丢，性取向就是重要原则之一。那些觉得一家老小各取所需其乐融融中华文化大胜利的观众朋友，请你试想在某种情况下为了家庭和谐逆着自己的性取向来那么一次，如果你能做到，恭喜你，真是修炼到中华文化包容性的极致了。4，几年后回头看这篇文章，确实感到有偏激之处，当年正受邓晓芒影响比较深，对中西文化的理解基本上是二元对立的看法，现在有所改变了。但我仍然坚持，中国文化对血缘传承的过分迷恋，这一点仍然是非常原始、低级、粗暴、邪恶的。同性恋者的痛苦只是这种恶的小小体现，代孕、贩卖妇女儿童这些更加畸形和罪恶的现象难道没有我们宝贵的文化基因的影响吗？

不久前看到一篇新闻，英国导演明格拉与陆川、徐静蕾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对谈，其中谈到有关编剧的一点深得我心。明格拉和陆川两位导演都是编剧出身，一致认同“编剧是电影的核心”，联想起拉拉杂杂看过的不多的国内电影，就借我喜欢的李安电影《喜宴》的宝地来粗浅谈谈我对国内导演编剧能力的看法。前不久看台湾纪录片《华人纵横天下——李安》，讲述李安的成长历程，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自纽约大学电影系毕业后，李安在纽约整整“蛰伏”了六年。这六年是默默无闻的六年，是前景黯淡的六年，是内心苦闷的六年，但同时，也是韬光养晦的六年。这六年李安做了什么？李安自己说，他不是不能去片场工作，像很多人一样先接近电影，先养家糊口再一步步追求理想，但他认为编剧才是一个导演最重要的，所以，在看似“家庭妇男”生活的六年里，李安其实是在沉下心来锻炼内功。接下来，才会有六年后凭着《喜宴》、《推手》两个剧本在台湾获得剧本大奖从而赢得执导机会的人生大转折。尽管如今的李安是彻底大红大紫了，不过在我看来，他的电影中最好看的，还是李安自己担当编剧的“父亲三部曲”，这是李安的人生情结，是从一个华人的血液里流淌出来的。正是编剧能力，给了李安这个性情腼腆、甚至自己承认不擅长人际交往的人在电影圈里一飞冲天的机会。（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娜斯的博客里有一篇文章分析像李安这样的导演在大陆的电影体制里是很难存活下来的，分析得很是在理。）然而，编剧能力的积弱乃至缺失，却是我在看国内许多电影时越发感觉强烈的一点。当看完《无极》，字幕上打出编剧陈凯歌的名字时，我无语，继而想：也好，自己打自己耳光，片子烂也不能怪编剧了，因为这是陈凯歌“自己的儿子”。我不想对此片进行评论，我只觉得，陈导演赚钱心切，一心媚俗，以至将人民群众当白痴了。片中有几处颇现陈导“文学功底”的对白，但在这样一部片子里只觉得异常刺耳、搞笑。这是一部不能称其为片子的片子。我甚至纳闷，这和《霸王别姬》怎能是同一个人导的呢？陈导的编剧，让自己晚节不保。张艺谋的编剧能力自然没什么夸耀的，从来摄影才是他的强项。《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梁》等，这些成就张导名声的无一不是来自国内文学名作，有深厚的文学作品为剧本，加上色彩之魅，张艺谋的早期片子确实风格独树一帜。可是等到《英雄》、《十面埋伏》等出来，我疑心张导对编剧的选择，对剧本的眼光都开始丧失了，除了色彩的炫耀，连一个像样的故事都没有讲出来。《千里走单骑》据说请的是国内有名的编剧操刀，可是，这部被认为是回归亲情的片子，“里子”是极为虚弱的。我只在片里看到做作、虚伪、说教，仿佛有个人在旁边不厌其烦地讲解：“看看，多感人的父子情，你还不流泪吗？”如果没有对“你想拍什么，你要说什么”有深入的想法，张导的片子即使色彩再眩目也激不起我的兴趣。要命的是，我看了一下《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剧情简介，硬要将《雷雨》演绎成一个古装片，我怀疑该片很有可能和《英雄》、《十面埋伏》组成张导一路延伸的“武侠三部曲”。徐静蕾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看了，对于初当导演的她来说，值得鼓励。不过，将茨威格的小说改编成发生在中国乱世里的爱情电影，我觉得这样的电影意义不大，而且，剧本也实在容易讨巧。不过，看了博客“老徐”之后，我才开始真正失望了。徐静蕾一直讨人喜欢，也有“才女”的光环。我不否认她的“才”，不过我觉得，相比她的名声和地位来说，这个“才”显然还太薄弱了。而她博客的结集成册让我觉得她很没有自知之明。说她是文学青年我勉强认同，不过，要成长为真正一流的导演，光看很多电影是用处不大的。从来是“功夫在诗外”，电影也是如此。我真正喜欢的的导演是贾樟柯，这个同样是以编剧胜出的小个子山西男人。看他的片子觉得“言之有物”，觉得别有一番情怀。这是一个真正关注小人物的导演，除了《小武》、《站台》，连他被许多人批评的《世界》我都觉得很好。真实，是我看《世界》最大的感受。贾导对小人物的刻画和关注永远令人心动。有意思的是，之前看蔡康永采访台湾导演蔡明亮——同样是“编而优则导”的导演，突然觉得蔡明亮和贾樟柯很有一点相似：都爱用固定的那几个演员，都不走明星路线，都是给自己喜欢的演员量身订做剧本，都和自己的演员发展出一种深刻的了解。这种拍电影的方式令人动容。乱七八糟说了这么多，还是赶紧打住吧。总结起来就是，我喜欢有内容的电影，而我觉得不管有多少明星，多强阵容，多大投资，最重要的还是决定电影灵魂的——导演。一个导演有没有能力拍出好片，体现在一个导演的才情上，而这个才情最大的出口就是编剧。一个导演的编剧能力折射了他的眼光，他的生活阅历，他的阅读层次，他对社会、对人生的洞察力和感悟力。在谈论编剧时，明格拉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一直对那些从编剧转变成为导演的人非常感兴趣，因为编剧才是真正的核心，他们会理解写作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过程，如果能够写一篇作品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的作品，这样的人还是非常少的。”深有同感。

李安的《喜宴》在豆瓣上9.0分，36.8万人评价，这个数字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契约——我们集体为这份“假戏真做”的尴尬鼓掌，却忘了追问：为什么一场骗局能获得如此广泛的共情？答案或许埋在那场经典的“一镜到底”戏里：赵文瑄饰演的伟同对着电话向母亲出柜，声音颤抖，眼神躲闪，最后几乎是哭腔。拍了六七次，每次都是同一种无力感。这是李安的狡猾——他用喜剧包装了一场背叛：伟同背叛了男友赛门，葳葳背叛了自己的身体，父母背叛了传统观念，但所有人最后都笑着接受了“喜宴”这个谎言。柏林金熊奖评委看中的，恐怕正是这种体面的虚伪。但我不认为这是和解。当归亚蕾饰演的母亲在机场说“我们很开明”时，那抹复杂的笑比哭还难看。李安用26天拍完，成本极低，回报率却是1993年全球最高——这个数据本身就讽刺：观众愿意为这种“折中”买单，因为我们都活在这种妥协里。有意思的是，婚礼上宾客起哄接吻，伟同和葳葳僵硬地碰唇，那一刻的尴尬简直要溢出屏幕。李安没给任何一位角色道德豁免权——伟同自私，赛门无奈，父母假装糊涂，葳葳用身体换绿卡。没有坏人，但每个人都怀着一点点恶意去做“正确”的事。最让我难受的是结尾。伟同和赛门在电梯里接吻，父亲举着双手投降，像是承认了什么。但真的承认了吗？好莱坞式的理解是“爱能战胜一切”，但李安镜头一转，父亲快步走开，留下一个背影。那个背影告诉你：我们只是不追究了，不是理解了。这就是中国式家庭的本质——维持表面的和气，把真正的裂痕藏进下一顿饭里。比起《断背山》的决绝，《喜宴》更接近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没有轰轰烈烈的抗争，只有琐碎的、心照不宣的退让。它获得奥斯卡提名是应该的，因为它讲了一个人类共通的故事：如何用谎言维持爱。